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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七大戰略之一寫入黨章，一時間鼓舞了不少人。但多久能真正實現鄉村振興，這是更多人隨之發出的疑問。日前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給出了明確的答案：2050年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本報記者 秦志偉 

　　回鄉10年，十九大代表、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拱市聯村黨委書記蔣乙嘉帶領村民提前完成了三個“五年規劃”。聽到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蔣乙嘉又有了新的想法和方向。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七大戰略之一寫入黨章，一時間鼓舞了不少人。但多久能真正實現鄉村振興，這是更多人隨之發出的疑問。日前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給出了明確的答案：2050年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除了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外，會議還首次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同時強調，必須大力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

　　“三步走”與實現百年奮斗目標銜接 

　　在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王亞華教授看來，鄉村振興的“三步走”戰略部署，是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

　　記者了解到，會議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王亞華分析道，這一戰略設計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視為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把鄉村振興歷史進程布局為循序漸進的三個階段，繪制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路線圖。

　　與此同時，“這一戰略設計與十九大提出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安排有機銜接，為未來30多年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定了時間表。”王亞華說。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鄉村振興戰略的三個目標任務時間點，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目標是同步的。

　　李國祥對三個階段性目標的理解是：重要進展是指鄉村振興戰略的體制機制建立起來，鄉村文明、社會治理、產業發展等成效初步顯現；決定性進展是指鄉村振興戰略體制機制進一步理順，城鄉要素流動障礙全面消除。

　　“全面振興是指整個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都相當完善，城鄉之間實現良性互動并相互促進，中國的‘三農’問題得到解決。”李國祥告訴記者。

　　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研究員看來，鄉村振興要規劃先行，一張藍圖干到底。各地要因地制宜，穩扎穩打，不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

　　據悉，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討論稿）》。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會議首次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現代化穩步推進，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

　　農業部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57.5%，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超過66%，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在96%，農田有效灌溉面積比重達到52%；規模化水平明顯提高，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經超過300萬家，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占比達到40%。

　　“但與實現農業現代化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農業部財務司司長陶懷穎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城鄉發展差距大的狀況沒有根本扭轉，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

　　據介紹，2016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仍高達2.72∶1。隨著每年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一些農村空心化、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有的地方鄉村凋敝問題堪憂。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看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兼顧了“當前”和“長遠”。他表示，未來三年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三農”是短板；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三農”也是短板。“要把‘三農’問題挑出來，統籌各方面力量進行集中攻關，這需要一個有影響力、有凝聚力的大戰略。”葉興慶說。

　　會上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七條道路，具體是：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結合了中國實踐，與我國傳統文化相適應，與國情相吻合。”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教授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體制機制創新： 

　　強化制度性供給 

　　會議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大力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

　　在李國祥看來，在“制度性供給”這個新鮮概念下，承包地到期再延長30年、“三權分置”、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農產品收儲制度和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財政投入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熟悉名詞都被涵蓋。

　　事實上，制度性供給是對既有改革措施的一次系統梳理。而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成為了制度性供給最為顯著的任務。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認為，城鄉融合發展作為新的發展理念，區別于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要素向城市單一流動的做法，也區別于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單一城市資源向農村反哺的取向。

　　當前，在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背景下，農村的富余勞動力仍需要向外轉移，但城市的資本、技術、高素質人才資源更應向農村傾斜，實現城鄉資源要素優化配置，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是體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選擇。

　　“城鄉融合發展是在城鄉一體化或者城鄉統籌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城鄉統籌更多強調政府行為。”張紅宇表示，城鄉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府需要統籌城市里面的資源，不斷地進入農村，農村也需要將富裕的勞動力進一步地向城市輸出。

　　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黃季焜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雖然中國農業發展受諸多因素影響，但最重要的驅動力是制度創新、技術進步、市場改革和農業投入。他稱其為“四大驅動力”。

　　黃季焜也強調我國“三農”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其實，問題不止這些。正如會議指出的那樣，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

　　“新時代，鄉村作為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王亞華說，其最終目標是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