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方式變革，農村社會結構分化，鄉村精英人才外流，傳統宗法觀念影響……鄉村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末梢”，如何應對諸多挑戰，治理出美麗鄉村，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話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未來的鄉村治理指明了新方向。現階段我國鄉村治理有哪些突出問題和矛盾?如何推動基層協商民主在農村生根生長?鄉村治理中“鄉賢”的作用如何激發?一起來聽聽相關領域的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的意見。

　　有序參與，讓村民自治更有活力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些年來，隨著城鎮化演進，農民流動性增強，傳統的鄉村社會不斷被解構和重構，村民自治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亟待破解的難題。

　　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政協副主席張世珍在調研后，為村民自治總結了幾個方面的問題——一些地方配套法規不健全，村民自治意識和熱情不強，鄉鎮管理和村民自治的關系未理順，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分工不明，村民自治缺乏經費保障……

　　專家普遍認為，要打破上述治理困境，迫切需要培育農民組織，走一條多元主體組織化、制度化參與農村社區管理的道路。

　　城鎮化讓農民進城的步伐加快，有些村莊成了空心村，喪失了自治能力，如何應對這一趨勢?有專家認為，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探索的“村組自治”值得借鑒：把自治重心下移至村民小組，通過設立“村小組議事會”并賦予其決策權、監督權和議事權，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功能，激發村民自治活力。

　　“未來鄉村治理必須考慮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這兩個前提。留下來的專業農戶適合分散居住，會形成由幾戶人家構成的小型居民點;而脫離了農業的原農村居民，會傾向于公共服務較好的較大居民點。這種人口布局下形成的農村社會，將自治體設置下沉到村民小組的做法值得借鑒。”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說。

　　協商民主成為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熱詞，如何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考驗著我們現有的治理體系。近年來，浙江溫嶺創造性地開展“民主懇談”、推動“參與式預算”等基層協商民主的實踐，是鄉村治理的重要模式創新。

　　不少委員和專家為這樣的基層探索點贊。“基層協商民主通過廣泛吸收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充分討論、論證和協商，提高了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為干部與群眾交流提供了制度化的平臺，有利于治理目標的實現。”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優質農產品開發服務協會會長朱保成說。他建議，應鼓勵各地創造符合自身情況的治理形式，讓實踐經驗從自發性創造提升為制度化安排，對可復制的經驗做法盡快推廣。

　　加快立法，推動鄉村治理法治化

　　長期以來，熟人社會中的人情、面子和傳統宗法觀念是涉農法律體系中非常重要的“軟法”。這固然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但也造成了“講人情”“講關系”狀況的普遍存在。很多村民在自身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時不知道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小糾紛激化成大案件時有發生。一些極端情況下，還會發生村規民約與國家法律法規沖突的情況。

　　處理好軟法與國家法律法規之間的沖突，消除宗法觀念的負面影響，讓其合理因子重煥生機，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課題。

　　在張世珍看來，要正確定位“情、理、法”，深入鄉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引導村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

　　鄉村治理法治化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前提。朱保成認為當前鄉村法治建設的主要抓手是加快涉農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質量。其次，要完善鄉村法律服務體系，加強農村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推進法律援助進村、法律顧問進村。

　　2017年初，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強調要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認為，“村霸”背后很多都有宗族惡勢力，要消除宗法社會的負面影響，讓宗族惡勢力難成氣候。“大學生村官與當地沒有宗族糾纏，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知識水平較高，有利于強化農村基層組織隊伍。”

　　重視鄉賢，重振崇德之風

　　兼具德行、才能和聲望，深受村民信任和尊重的賢能人士被稱為“鄉賢”。在當下鄉村治理體系中，如何讓崇德之風重新振作?“鄉賢”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如何激發?

　　在人才精英大量涌入城市的今天，為了破解農村人才流失的困局，許多村鎮通過組建鄉賢參事會、聯誼會，利用“村支兩委+鄉賢會”的形式，充分發揮鄉賢帶動作用，盤活凝聚鄉賢資源，從而實現“反哺”家鄉。

　　委員和專家普遍認為，鄉賢以自身的道德感召力量教化村民、造福桑梓，讓傳統文化價值無遠弗屆、凝聚人心，對促進農村的和諧穩定、涵養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鄉風文明具有積極作用。此外，鄉賢有助于塑造當代鄉村文化建設主體，從根本上解決鄉村文化建設內生力量不足的問題。

　　張世珍認為，鄉賢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一個地域的精神文化標注。從鄉村走出的精英成為連接故土、維系鄉情、探尋文化脈絡的精神紐帶，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此，他建議發現和塑造有見識、有擔當、有威望又自愿扎根鄉土的鄉村能人，樹立新的社會公序良俗標尺，培育“今賢”。同時，出臺鼓勵發展鄉賢文化的政策措施，完善鄉賢回鄉的配套政策，尋找和聯系離開家鄉但心系故土的本土精英，造就“新賢”。搭建新鄉賢參與鄉村建設和回鄉創業的平臺，形成政府主導、多方合作、共促發展的格局。

　　陜西省旬陽縣金寨鎮以道德評議的形式加強鄉村德治建設，完成了從“上訪不停、糾紛不斷”到“全國文明村鎮”的轉變。2015年起，金寨鎮成立以村為單位的“道德典型評議會”，吸納老黨員、老干部、道德模范等鄉賢進入評議委員會。用村規民約立本，以道德評議育人，大力推進鄉村移風易俗工作。村民說，道德評議把“‘大道理’變成‘身邊事’，封建迷信、聚眾賭博少了，誠信知理、遵紀守法多了。”

　　“在現代鄉村治理中重拾‘鄉賢’概念，并不是簡單地復古，而是辯證取舍、合理揚棄，將現代新鄉賢作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催生‘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愛、造福桑梓’的強大鄉賢力量，構建兼具鄉土性與現代性的鄉村治理模式，最終推動中國特色鄉村治理現代化。”張世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