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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序才是最美鄉村

 農業生產方式變革,農村社會結構分化,鄉村精英人才外流,傳統宗法觀念影響……鄉村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末梢”,如何應對諸多挑戰,治理出美麗鄉村,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話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未來的鄉村治理指明了新方向。現階段我國鄉村治理有哪些突出問題和矛盾?如何推動基層協商民主在農村生根生長?鄉村治理中“鄉賢”的作用如何激發?一起來聽聽相關領域的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的意見。

  有序參與,讓村民自治更有活力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些年來,隨著城鎮化演進,農民流動性增強,傳統的鄉村社會不斷被解構和重構,村民自治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亟待破解的難題。

  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政協副主席張世珍在調研后,為村民自治總結了幾個方面的問題——一些地方配套法規不健全,村民自治意識和熱情不強,鄉鎮管理和村民自治的關系未理順,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分工不明,村民自治缺乏經費保障……

  專家普遍認為,要打破上述治理困境,迫切需要培育農民組織,走一條多元主體組織化、制度化參與農村社區管理的道路。

  城鎮化讓農民進城的步伐加快,有些村莊成了空心村,喪失了自治能力,如何應對這一趨勢?有專家認為,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探索的“村組自治”值得借鑒:把自治重心下移至村民小組,通過設立“村小組議事會”并賦予其決策權、監督權和議事權,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功能,激發村民自治活力。

  “未來鄉村治理必須考慮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這兩個前提。留下來的專業農戶適合分散居住,會形成由幾戶人家構成的小型居民點;而脫離了農業的原農村居民,會傾向于公共服務較好的較大居民點。這種人口布局下形成的農村社會,將自治體設置下沉到村民小組的做法值得借鑒。”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說。

  協商民主成為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熱詞,如何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考驗著我們現有的治理體系。近年來,浙江溫嶺創造性地開展“民主懇談”、推動“參與式預算”等基層協商民主的實踐,是鄉村治理的重要模式創新。

  不少委員和專家為這樣的基層探索點贊。“基層協商民主通過廣泛吸收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充分討論、論證和協商,提高了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為干部與群眾交流提供了制度化的平臺,有利于治理目標的實現。”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優質農產品開發服務協會會長朱保成說。他建議,應鼓勵各地創造符合自身情況的治理形式,讓實踐經驗從自發性創造提升為制度化安排,對可復制的經驗做法盡快推廣。

  加快立法,推動鄉村治理法治化

  長期以來,熟人社會中的人情、面子和傳統宗法觀念是涉農法律體系中非常重要的“軟法”。這固然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但也造成了“講人情”“講關系”狀況的普遍存在。很多村民在自身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時不知道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小糾紛激化成大案件時有發生。一些極端情況下,還會發生村規民約與國家法律法規沖突的情況。

  處理好軟法與國家法律法規之間的沖突,消除宗法觀念的負面影響,讓其合理因子重煥生機,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課題。

  在張世珍看來,要正確定位“情、理、法”,深入鄉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引導村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

  鄉村治理法治化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前提。朱保成認為當前鄉村法治建設的主要抓手是加快涉農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質量。其次,要完善鄉村法律服務體系,加強農村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推進法律援助進村、法律顧問進村。

  2017年初,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強調要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認為,“村霸”背后很多都有宗族惡勢力,要消除宗法社會的負面影響,讓宗族惡勢力難成氣候。“大學生村官與當地沒有宗族糾纏,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知識水平較高,有利于強化農村基層組織隊伍。”

  重視鄉賢,重振崇德之風

  兼具德行、才能和聲望,深受村民信任和尊重的賢能人士被稱為“鄉賢”。在當下鄉村治理體系中,如何讓崇德之風重新振作?“鄉賢”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如何激發?

  在人才精英大量涌入城市的今天,為了破解農村人才流失的困局,許多村鎮通過組建鄉賢參事會、聯誼會,利用“村支兩委+鄉賢會”的形式,充分發揮鄉賢帶動作用,盤活凝聚鄉賢資源,從而實現“反哺”家鄉。

  委員和專家普遍認為,鄉賢以自身的道德感召力量教化村民、造福桑梓,讓傳統文化價值無遠弗屆、凝聚人心,對促進農村的和諧穩定、涵養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鄉風文明具有積極作用。此外,鄉賢有助于塑造當代鄉村文化建設主體,從根本上解決鄉村文化建設內生力量不足的問題。

  張世珍認為,鄉賢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一個地域的精神文化標注。從鄉村走出的精英成為連接故土、維系鄉情、探尋文化脈絡的精神紐帶,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此,他建議發現和塑造有見識、有擔當、有威望又自愿扎根鄉土的鄉村能人,樹立新的社會公序良俗標尺,培育“今賢”。同時,出臺鼓勵發展鄉賢文化的政策措施,完善鄉賢回鄉的配套政策,尋找和聯系離開家鄉但心系故土的本土精英,造就“新賢”。搭建新鄉賢參與鄉村建設和回鄉創業的平臺,形成政府主導、多方合作、共促發展的格局。

  陜西省旬陽縣金寨鎮以道德評議的形式加強鄉村德治建設,完成了從“上訪不停、糾紛不斷”到“全國文明村鎮”的轉變。2015年起,金寨鎮成立以村為單位的“道德典型評議會”,吸納老黨員、老干部、道德模范等鄉賢進入評議委員會。用村規民約立本,以道德評議育人,大力推進鄉村移風易俗工作。村民說,道德評議把“‘大道理’變成‘身邊事’,封建迷信、聚眾賭博少了,誠信知理、遵紀守法多了。”

  “在現代鄉村治理中重拾‘鄉賢’概念,并不是簡單地復古,而是辯證取舍、合理揚棄,將現代新鄉賢作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催生‘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愛、造福桑梓’的強大鄉賢力量,構建兼具鄉土性與現代性的鄉村治理模式,最終推動中國特色鄉村治理現代化。”張世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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