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村的供給側改革（人民眼·鄉村振興）

　　本報記者 胡 果 朱 虹 靳 博 龔相娟

依山傍水的郭家溝。 資料圖片

游客登黃崖關長城賞秋。

王廣山攝

　　初冬的郭家溝醒了。

　　一輪紅日躍出，被一灣水庫托住。登山步道飄向山頂，層層紅葉間，錯落著青磚碧瓦的北方小院。溪水穿村，繞過一塊巨石，石上“塞上水鄉”幾個字，晨曦中格外溫潤。

　　披件外套，胡金領出了門。當了14年村支書，每天頭一件事，就是去村里轉一圈。

　　路上盡是生面孔——鄉村游的外來客，遛早的、爬山的、晨練的，認識不認識都點頭道早。

　　倒回去五年，村里很少有生人。別說外人，本村年輕人都快走光了。

　　“嗡”的一聲，七點半，擴音器開了。村頭大喇叭清清嗓子，《弟子規》的誦讀聲準時響起，流淌在小村的早晨。

　　郭家溝以自己的打開方式開始了新的一天。

　　這里屬薊州區下營鎮，天津北大門。這個51戶、180多口人的小村，5年前還窮得叮當響。鄉村旅游興起，刷新了產業模式，攪動起鄉村故事，激活了郭家溝的一草一木。小村名氣漸大，成了一個品牌一面旗幟，全村42個農家院，日接待能力近千人。2016年，人均純收入7.5萬元。

　　一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搞不可。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鄉村旅游，首要目標是農民增收

　　站在水庫大壩往下看，郭家溝就是兩山夾出的一條縫。

　　地少，閉塞，郭家溝沒富過。“靠種莊稼，到2011年，全村人均純收入不到1萬元，低于天津市平均水平。年輕人外出打工，外村姑娘不愿嫁到郭家溝來。”老支書張志綱說。那時候薊州區還叫薊縣，2016年撤縣設區。

　　2012年，機遇來了。薊縣推出鄉村旅游精品村建設，首批鎖定下營鎮的五個村，郭家溝排在前頭。

　　這不是拍大腿想出來的。說到旅游，郭家溝得天獨厚。東臨梨木臺、西鄰九山頂兩大自然風景區，山間景色清奇，水庫可以泛舟，幾乎沒啥污染，空氣都是甜的。移步上山，任松鼠領路，聽鳥雀談心，更是別提多愜意。

　　不光郭家溝，整個下營鎮，處處皆風景。北連河北興隆，西接北京平谷，有天津最高峰九山頂，有八仙山，有一代名將戚繼光戍守16年的黃崖關長城，有中上元古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旅游能增收，鄉親們卻不買賬。

　　“因為吃過虧。之前村里也有五六戶搞過以食宿為主的農家院，最后只剩兩家。為啥？不掙錢。一家一戶，小打小鬧，低價競爭。三天兩宿七頓飯，一人120元，忙活幾天，掙不到幾毛錢。”村民張金波說，“住三四人一間的大炕，洗澡去公共衛生間。村里臟亂差，價格稀爛賤，飯菜熱辣咸。貴倒是不貴，條件不理想，客人也不樂意，慢慢就沒人上門了。”

　　老路行不通。鄉村游，必須改。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是建民宿酒店，外來人投資經營，原住民掙個租金；二是提升農家樂，依托農家院，農民經營、農民致富。

　　郭家溝選了第二條。

　　“這實際上是一條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休閑觀光旅游，農民增收是第一位的。只有讓農民有活干、有錢賺，最終促進鄉村振興，游客和村民雙贏，改革才有意義。”薊州區副區長于清說。

二

改革的主體是農民，必須以農民為中心。同時，政府放手不等于甩手，有時更得上手

　　讓農民有活干、有錢賺。這條路決定了在這場改革中，政府放手不能甩手，該上手時更得上手。

　　鄉村旅游精品村建設，縣里給郭家溝定位“山水田園風光、北方鄉村文化、塞上民俗風情”。郭家溝項目建設指揮部應運而生。主管旅游的副縣長于清和縣政協副主席劉燕南任指揮，縣旅游局等十幾個部門，還有下營鎮，每家都出人。

　　規劃先行。指揮部聯系了天津幾乎所有的建筑設計院，就一條要求：在原有農家院基礎上改造提升，提升后的村莊得有造血功能，讓村民受益、富裕。

　　和整體搬遷、農民上樓相比，這個項目有些苛刻，沒人愿接。最后，輾轉找到北京都市意匠城鎮規劃設計中心。公司總裁朱冰，是北京市引進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在哈佛做博士研究的課題就是“后城市化階段小城市建設研究”，創業之初遇到郭家溝，滿懷期待。

　　一個朱冰不夠。縣規劃局局長進駐村里，又從縣旅游集團抽調來一位長期跟鄉村打交道的老朱。政府+海歸+鄉土，規劃設計團隊像是長了火眼金睛，跟施工隊沒少較勁。“沒見過農村蓋房子整這么精細的！”工人偷偷抱怨。

　　建設需要投資。

　　政府先掏錢。郭家溝500萬元，其他四個精品村每村200萬元，用于規劃設計，宣傳推廣。土地集中流轉的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和農家院外立面包裝。最后，老百姓出一部分，搞室內裝修。縣農商行成立鄉村旅游特色村信貸支持小組，在郭家溝等五個村建起以農家樂為主的產業信用共同體。無須抵押，幾戶聯保就可貸款，最長期限5年。

　　污水處理、路面硬化、路燈安裝、環境綠化、寬帶入戶……2012年3月開工，9月底提升改造基本完成，郭家溝面貌大變。村里成立了塞上水鄉旅游開發公司，招聘大學生干管理、搞營銷，又引進山東魯峰公司的項目，建起金銀花科技博覽園。

　　“新的資本增量、新的人力資本增量、全要素增長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需的三個方面都齊了。”于清說。

　　“光靠一家一戶，這事兒準得糊！”下營鎮人大主席汪東悅負責聯系郭家溝，他把以郭家溝為代表的五村模式歸納為：政府引路，規劃先行；農戶主體，改造提升；市場運作，一村一品；公司管理，統一經營。

　　薊縣第一個旅游精品村郭家溝，當年就見了效益，村民人均純收入增加到1.5萬元。2013年國慶節，郭家溝接待游客超過3000人次，當年人均純收入猛增到6.6萬元，是天津農民人均純收入的6倍多。外出打工的紛紛回來，家家門口停著新買的轎車。

三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一場鄉村革命。最終，實踐成了最好的調解員，鄉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村里修路是好事，拆我家占道的柴火垛可不行！”

　　拆遷難，農村工作難，郭家溝整體改造兩難兼有。政策這么好，村民不認可：花那么多錢改造房子，沒人來住咋辦？

　　“我帶著設計人員挨家挨戶敲門，給大家看圖紙，講設計理念，有的不給開門，有的拿著鐵鍬把我們趕出院子。”等朱冰的團隊把規劃方案拿出來，這位海歸博士差點打了退堂鼓。“保留原汁原味華北民居”的設計理念和“政府掏錢給咱蓋大瓦房”的村民意愿，看起來沒有半毛錢關系。

　　鄉村改造，必須跟群眾有關系。

　　動了老百姓的磚瓦怎么辦？私搭亂建拆不動怎么辦？一天兩三百人施工，一個意外，整個工程就得停下來。村里一次次組織村民開會，領著他們到外地參觀，看看現代化的美麗鄉村什么樣。

　　“浮在上面解決不了問題。那時就像打仗，光指揮部就50人，幾十個委辦局參與。每一兩天開一次會，一開就是四五個小時。”汪東悅說。為了拆一個私自搭建的雞窩，他跟在張老太太后面，叫了100多聲“大娘”。

　　“咱不能怪群眾。一下子貸款十幾萬、幾十萬，把兒子那輩的幸福都押上了，憑什么？”眼瞅著大伙沒動靜，村支書胡金領帶了頭。他家老房子，房間雖多，開間卻小。胡金領把貸款從40萬元增加到150萬元，把自家堂屋拆除打通，按規劃高標準重建，風格保留，修舊如舊。

　　祖屋夷為平地，還背一身債，老父親氣得幾天沒起床，媳婦干脆不跟胡金領說話。

　　實踐是最好的調解員。2012年9月底，胡金領家的農家院開始營業，一個“十一”賺了15萬元，一個月不到，掙了過去一年的收入。家里人臉色緩了，鄰居們相繼跟上了。

　　正逢改造，連降大雨，發起山洪。部分村民困在山上，鎮里村里的干部，硬是一個個給背了下來。這樣的干部，讓村民從懷疑、抵觸到信賴。最終，郭家溝人全部按了手印，支持改造。

　　當了14年村支書，胡金領習慣早上起床后，先在村里轉一圈，看看哪塊有啥問題。郭家溝名氣越來越大，客人越來越多，問題出現的速度，讓人來不及喘氣。

　　生意火了，原本設計700人的接待能力捉襟見肘。停車場、公共衛生間跟不上，小商小販擠進來，旅游體驗迅速下滑。

　　怎么辦？趕緊改設計方案，同時加速規范管理：統一營銷推廣、統一服務質量、統一采購支出、統一分配客源、統一收費結算的聯合經營模式建起來了。進村的游客，每人收取28元門票作為環境資源維護費，在村里吃住的，這28元可以折抵消費。

　　客房換上液晶電視，衛生間搞起干濕分離，房型分為親子間、兩人間、套間。2014年，天津市旅游局開展農家院評星，郭家溝又經歷了一次整體提升。五星、四星、三星，收費從每人468元到268元不等，提升服務、優化體驗，家家都在動腦筋。胡金領家是五星級農家院。走進院門，滿架秋菊一院香，老榆木茶幾配青花瓷茶具。一桌客人正用餐，燉全羊、山野菜、小河蝦、柴雞蛋，滿滿當當，熱氣騰騰。

　　鄉村休閑旅游，講究體驗互動。當山里人，吃農家菜，玩點啥好呢？郭家溝人盯上了屋后青山，建起了登山步道。周圍鄉村紛紛效仿，最終驚動了天津市體育局，投資又搞了30條，下營鎮成了全國首批體育休閑特色小鎮，薊州區成了京津冀戶外登山者聚集地。

　　2015年起，郭家溝的鄉村旅游進入賣方市場，節假日和周末一床難求。生意越來越火，郭家溝人卻做起減法，消除低端供給，客房床位進一步減少到500張以下。“我家14間客房，原來接待四十幾位客人，改造后只保留了十間高標準客房，接待二三十位。”村民溫素艷說。

　　客人少了，收入反而增了。與此同時增加的還有很多：郭家溝成為天津首個無現金旅游景區，微信訂房、WiFi覆蓋、攝像頭安保。今年又開始試點“一卡通”結算，鄉村旅游進入智能化“3.0”時代。

　　精致起來的，還有村民本身。

　　“村里人才是鄉村游的主角，也成了供給側的基本要素。得不斷充實自己，學會和客人聊天。能聊十來分鐘，客人記住你了；聊上一個小時，下次來，他不會再去別的地兒啦！”胡金領在村民大會上說話從來直來直去。村旅游公司動起來，組織村民培訓禮儀、規范服務、學習烹飪。每天七點半，村里大喇叭響起，郭家溝人集體誦讀《弟子規》。

　　“這些年我們一直在爬山，一坡翻過又迎一坡。鄉村旅游就是個永不下課的大課堂，改變的不只是環境、生態、基礎設施，還有村里人的精氣神。”胡金領說。

四

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在人。增強基層組織凝聚力，抓實農村黨支部，鄉村振興才有主心骨

　　下營鎮最早干鄉村旅游的，不是郭家溝。九山頂下的常州村，誕生了薊縣乃至天津第一個農家樂。

　　這個第一，離不開村支書王寶義。

　　常州是天津海拔最高的深山村，1078米的九山頂是天津最高峰。抗戰期間，冀東八路軍抗日機關以九山頂為根據地，電臺秘密呼號喚做“常州”。抗戰勝利，為紀念這段歷史，小村更名常州。

　　“二十幾年前，常州還是個出行靠腿、收入靠天的窮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幾百元，買瓶醋都犯愁。”村黨支部副書記董奎說。

　　1993年7月，部隊轉業的王寶義放棄鎮保險所所長公職，回村當起支書。為尋一條致富路，王寶義天天爬坡下坎滿山轉悠，鄉親們都說“王書記要瘋”。可王寶義就是不信，這四面青山環抱、清泉瀑布長流的好地方怎會一直受窮？

　　咋發展？有人提議養牛養羊。王寶義沒吱聲。他悄悄認準了村里人聽都沒聽過的產業——旅游。沒人敢干，他就動員黨員干部，“都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咱是黨員害怕啥？”

　　“我信王書記！”把自家土房的東屋騰出來，炕掃干凈，墻刷大白，換上一直舍不得用的新被面，1994年，常州村民高翠蓮干起了全天津第一家農家樂。

　　“頭一撥來的是天津拖拉機廠兩名職工。我白天帶客人上山玩，晚上燒上大柴鍋，炒盤自家雞剛下的蛋，一盤花椒芽，一盤小河蝦，烙幾張大餅，客人們吃得贊不絕口。臨走結賬，我擺擺手說，不要錢了，以后幫我介紹點兒客人就成！”憑著勤勞和真誠，高翠蓮家的客人越來越多，當年收入1萬元。眼看她家見了錢，其他村民坐不住了。

　　農家樂多了，問題也來了。1997年，王寶義又領著大伙兒統一了建設標準、服務質量，出臺了分客規定，搞起了各種培訓。這幾年郭家溝后來居上，刺激著先走一步的常州人主動升級，鄉村游品質大幅提升，全村51個經營戶，日接待游客超過4000人。

　　走進高翠蓮家，女兒張明偉在前臺忙活：“下周末的房間都定出去了，請了10個服務員，還是忙不過來！”2009年大學畢業后，張明偉帶著浙江籍男朋友一起回到常州村。先后告別了小平房、小樓房，經過幾輪提升，高翠蓮家現如今有兩棟帶電梯的四層別墅，140多張床位，設施比城里酒店還齊整，一年收入300多萬元。

　　王寶義想得更遠些。進入21世紀，常州村徹底告別了養羊養牛這個投入小效益高的產業，訂立村規民約，不許戶外放養。“山更綠水更清，這是放棄了上千萬養殖收入換來的。但不搞，常州就沒有明天。”王寶義說。

　　“書記這方面把得是真嚴！常州村石英石、硅石儲量大，是造陶瓷和玻璃的好材料。為維護地質結構和景觀地貌，常州主動放棄石礦開采，本村農民自家搞建筑，也要到外地買石材。”董奎說。

　　如今的九山頂，民俗之旅、生態之旅、紅色之旅、地質科普之旅齊頭并進，國家級農業旅游觀光示范區、全國首批工農業旅游示范點，牌子一塊接一塊。

　　五村模式中的五村，除郭家溝、常州外，還有東山、船艙峪、寺溝。

　　東山搞出名堂，實在有些意外。

　　東山村緊挨著東山水庫， 峰巒疊翠，溪水潺潺，四季花開不敗，山上的齊長城遺跡抬頭可見。這樣的優勢沒發展起來，還是人的原因。

　　2013年選舉村支書，五個黨員四個到，三個黨員投了票，一個黨員得兩票，村民不信干部。搞發展，一干活，信訪就來了。

　　選不出書記來，下營鎮旅游辦主任田海民被派到東山任書記。田海民把自己的組織關系轉到村里，挨家挨戶，嘮嗑談心。慢慢地，消了心結，添了心氣。

　　2014年鎮里工作組到東山。其時全村6戶農家樂，每戶年收入不過2000元，年輕人都跑出去打工。在田海民和工作組帶動下，東山村擰成一股繩，游客接待中心、商業文化活動中心相繼建成。挖溝開渠鋪管道，全村動手，污水處理、垃圾處理設施說起來就起來。

　　圍繞東山湖水系景觀開發和整體環境提升，短短兩年，東山成了薊縣山鄉獨具魅力的水上樂園。56戶村民50戶干起農家院，1300多張床位，2016年人均純收入5萬元。

　　支部強，村民富，人心齊，糾紛清。

　　五年摸索，五村模式叫響了，周期效應出來了。五村帶動，下營鎮涌現1226戶農家院，29個旅游特色村，2016年共接待游客150多萬人次，收入2.7億多元，今年預計突破3個億。

　　“五個村，一村一特色，但有個共同點，都有好支部好干部。增強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創造力，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有黨性有能力，村民才會跟你走，鄉村振興才有望。”從副縣長到副區長，一直分管旅游，于清感觸挺深。

五

從農家樂到鄉村游，從全域旅游到鄉村振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迎向明天

　　五村躍起，下營鎮涌出鄉村游集群效應，并非偶然。

　　出天津市區一路向北，車行110公里，便入薊州。公路兩旁青山連綿，偶爾閃過一處灰色的巖石切面，提示人們這里曾是天津最大的采石場和建材基地。

　　靠山吃山靠不住。

　　尋求突圍的薊州，迎頭遇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遇上鄉村休閑觀光游興起。

　　生態綠，產業新，農民富。綠是結果，也是支撐。京津冀協同發展，薊州被確定為生態涵養區。“為保住這個發展資本，全區關停300多家礦山污染企業，全面啟動廢棄礦區復綠。”薊州區旅游局副局長沈素俠說，“靠山就要養山。這幾年我們營造山林11.9萬畝，全區綠化率提高到51.5%，北部山區達75%，優質高效農業拉動了，一二三產融合了。”

　　綠還是未來。2016年2月，國家旅游局開展全域旅游示范區創建，薊州進入首批示范區創建之列，百村創建、千戶發展、萬人參與。

　　全域旅游，城鄉一體。一批“瓶頸路”“斷頭路”相繼打通，讓薊州北部山區村村通油路。全域旅游數據中心啟動，旅游廁所革命推進。整個薊州，104個村搞旅游，2230個農家院，1萬多張床位，10萬多人從業。2016年全區接待游客2100萬人次，旅游收入110億元。

　　“早知有盤山，何必下江南。”盤山，國家首批5A級景區，乾隆皇帝一生到此32次。全域旅游一盤棋，刷新了盤山腳下的天津體育學院運動與文化藝術學院的存在感。這學期，這所民辦學校新設了電商專業。有了人才相助，薊州鄉村游也“噌噌”上臺階。皮影、草編、葫蘆燙畫，傳統手藝變特色旅游品，淳樸鄉情成鄉村游基石。

　　“23年前，城里人來了沒地兒吃沒地兒住，農家樂出現了。千篇一律吃農家飯、睡農家炕不能滿足休閑體驗，鄉村游開始升級。今天，全境域、全時空、全鏈條，整個薊州像個大花園。曾經需求推著供給走，如今供給開始創造需求，引領需求。”一直關注鄉村旅游的汪東悅說。

　　23年，從常州村到郭家溝，從農家樂到全域游，就像一扇小小的窗口，見證中國農村發展理念的一次次提升，刻錄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步步深化。

　　金秋，薊州迎來嶄新藍圖。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十九大開幕會看直播，聽習近平總書記說出“鄉村振興戰略”，于清心頭溫熱。

　　“這給了中國農村一個方向，一個動力，一個長長久久的利好！”曾參與創建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當過天津濱海航母主題公園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又和薊州山山水水打了六七年交道，于清明白，今天的薊州等的是什么。

　　等著薊州做的也很多——

　　薊州旅游委成立。全域旅游產業基金加緊籌建。旅游巡回法庭設立。國家級旅游改革先行創新區進展順利，歲末年初，天津首個國家級全域旅游示范區又將在薊州驗收。

　　立了冬，郭家溝的客人沒見少。

　　前兩天去郭家溝，一進村，于清就被胡金領一把拉住。

　　“咱村集體有底氣了，每家手里也不缺錢，形勢這么好，都想再往前走走，都著急下一步怎么弄！”

　　“你說說看，大家咋想的？”

　　“沒個準意見。有的說在村頭整個風車園，有的說要不干脆弄個歡樂谷……”

　　“且慢老胡！告訴大伙兒，加快發展，心熱是好的，但不能再搞‘大呼隆’。越往后走，咱越得講科學、謀長遠。咱的特色是什么？綠色，鄉愁，到啥時候都別把這給弄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