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推進糧食定價機制、補貼政策和收儲制度改革”雙周協商座談會綜述

　　本報記者李海濤

　　以糧食最低收購價和重要農產品臨時收儲為主要內容的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自2004年實行以來，對保障我國糧食安全、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保持市場大局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十多年來，隨著政策效應不斷累積和放大，也伴生出現了國內外價格倒掛、市場機制作用弱化、收儲規模過大、庫存積壓嚴重、財政負擔加重、加工流通企業經營困難等問題。為此，2014年以來，我國啟動了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成效顯現。  

　　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這項關乎我國糧食安全、農業發展和廣大農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如何進一步完善和深化？日前，在全國政協召開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專家學者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圍繞“推進糧食定價機制、補貼政策和收儲制度改革”這一主題積極建言獻策。大家表示，要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與保護農民利益并重，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主體多元原則，分品種施策、漸進式推進。

　　最低收購價制度是去還是留？

　　“我國當前的糧食問題，主要不是總量問題，而是大豆供給不足、谷物生產過剩及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結構性問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陳錫文委員認為，必須認真總結和完善東北玉米的改革經驗，對小麥和稻谷加快實行定價機制、補貼政策和收儲制度改革，以理順價格、活躍市場，促進麥、稻生產轉入注重品質、提高效益、按需生產的良性軌道。為此他建議加快對麥、稻實行“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改革措施。

　　在北京市農林科學院院長李成貴委員看來，最近一些年，糧食的政策性收儲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扭曲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已經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的地步。為此他建議，提高市場機制的作用，全面退出小麥、稻谷的最低收購價制度。

　　日前，國家發改委12年來首次調低了小麥最低收購價格。此舉盡管并非“全面退出”，但也釋放出了方向性轉變的信號。

　　對于“全面退出”，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委員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價格支持政策是穩預期的，“在中國的條件下，農戶那么多、那么散，小麥和稻谷的消費又是剛性的，你要讓農民種小麥、種稻谷，比較效益又差，光靠補貼我認為不夠，所以必須要有價格支持政策，才能穩預期。所以價格支持政策，在小麥、稻谷上建議不取消。”

　　“無論是對過去3年的政策調整進行再調整，還是謀劃稻谷和小麥托市政策的改革思路，都必須遵從三個條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說，一是糧食安全得到保障；二是小規模農戶將長期存在，從舊政策到新政策的轉換不能影響其生計；三是全球化不可逆轉，WTO規則必須得到遵守。

　　委員們認為，要將“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為改革的基本原則和前提。完善新形勢下的糧食安全觀，藏糧于地保能力，適當儲備防風險，面向市場調結構，改革機制減庫存。

　　“價補分離”如何“補”？

　　針對如何確保農民種糧收入不比改革前下降，李成貴建議適當提高補貼標準。

　　“價補分離”后，補貼怎么給？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柯炳生委員建議，給農民適當補貼，并與現有的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玉米補貼政策一起，統一歸并為一項補貼，可稱為農地補貼。

　　“實行土地補貼政策時，按照承包地面積，實行統一補貼。”柯炳生稱，這種做法具有突出優點：一是真正的市場定價，價補分離，不僅與價格分離，與種什么也是分離的；二是極為簡便，高度透明；三是財政支出可控，提前早知道；四是屬于綠箱政策，沒有貿易談判糾紛。

　　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劉曉莊委員則認為，應該逐步退出“普惠制”的補貼方式，建立“分類區別、綜合評價”機制。按照實際糧食種植面積、糧食產量和糧食優質化程度進行直接補貼，以質論價，以優取勝，從而促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公眾對于綠色食品的新需求，以顯示國家政策的指向與效力。

　　葉興慶提出了十六個字的改革思路：量能分治、市場定價、價補分離、補從史定。“量能分治，就是對產量和產能按照不同的原則治理，產量由市場決定，可高可低、可增可減；產能由政府決定，要管住耕地、加強科技。市場定價就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生產者價格，由市場價格引導生產行為。價補分離，就是把隱含在托市收購價中的財政補貼抽出來作為收入補貼直接發放給農民。補從史定，就是補貼額的計算和發放與一定比例的歷史產量或面積掛鉤。”

　　糧食儲備怎么“儲”？

　　座談會上，不少與會人員對如何完善糧食儲備體系提出了具體建議。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楊維剛委員認為，要妥善處理中央、地方政府及儲備糧企業之間的關系，嚴格按照國家的要求、標準，分級建立落實糧食儲備，確保儲備糧規模合適、品種結構合理、管理體系明確、儲存質量安全。

　　“政策性儲備職能與商業性經營行為交織，并納入國資委監管和利潤考核系列，中儲糧經營面臨‘兩難’，側重政策性職能考核則影響其經營積極性；側重經營性職能考核則影響其政策性職能。”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長助理、研究生院副院長霍學喜委員直言道。他建議明確中央與地方儲備職責，構建兩級管理體制。即將現行的三級儲備主體精簡為中央和省兩級，副省級以下政府不再承擔糧食儲備責任。中儲糧只承擔戰略儲備，以應對全局性公共糧食安全為目標，儲備品種以小麥、稻谷為主。

　　霍學喜還建議，儲備規模以全國全年城鎮人口基本口糧為基準測定。省級政府承擔后備儲備糧和維護區域糧食供求平衡職責，按照“產區三個月、銷區六個月”標準落實儲備品種和規模。同時要健全監管機制，完善中儲糧管理體制，健全其戰略儲備職能；硬化核算辦法，凸顯儲備糧宜存率、庫存輪換完成度、應對風險及時性等職能性指標；突出地區差異，健全儲備糧保管費用補貼標準動態調控機制。

　　金融服務怎樣加強？

　　座談會上，“改革中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金融服務”也成為大家熱議的一個話題。陳錫文認為，對引導農民生產優質麥、稻的加工企業和市場化購銷主體保障必要的信貸資金非常重要，“做到了這一條，才能使這兩類企業如魚得水，真正成為市場主體，把麥、稻市場搞活躍，引導農民推進麥、稻生產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實提高我國糧食產業的整體效益和競爭力。”

　　“調研中，大部分農業經營主體反映，由于缺少符合條件的抵質押品，貸款難、擔保難、資金不足。現在整個農村金融服務應該說主體不少，農行、農發行、農商行、信用社、郵儲都在農村開展業務，但是整個農村金融服務還是深度和廣度都不夠。”為此，中國銀監會原主席尚福林委員建議農村金融機構對接高標準農田建設、農業基礎設施、農機農資等方面的財稅優惠政策，開發配套的信貸政策和業務產品，創新“信貸+保險”等融資方式。探索適應承包土地“三權分置”的金融業務模式，推動金融資源適度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種糧大戶傾斜。

　　尚福林還建議農村金融機構制定適合糧食加工企業運營特點的貸款條件和考核機制，開展企業的廠房抵押和存單、訂單、倉單質押等融資業務，創新農業產業鏈金融業務服務，擴大對糧食加工企業的信貸支持，減輕國儲糧收購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