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時間，貸款到賬，任強的購車夢提前實現了。作為一名雇傭貨車司機，四川成都崇州市白頭鎮五星村村民任強做夢都想攢錢買一輛屬于自己的貨車，哪怕是二手車。今年初，任強發現村口小超市旁的村服務室新掛了一塊“金融服務站”的牌子，便將貸款買車的想法告訴了工作人員。找銀行貸款買車的事，此前他不是沒盤算過，但總覺得麻煩。沒想到，這一次成都市農村商業銀行的客戶經理主動聯系為他辦理了貸款手續。

　　去年6月，計劃中的2733個“金融服務站”開始被陸續植入成都全域村級公共服務體系。彼時，距成都成為全國首個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試點市剛好一年。不久前，成都“農貸通”平臺正式上線運行，數十家金融機構入駐，上萬條涉農經營主體的征信數據入庫。至此，一張線下線上融合發展的農村金融改革路線圖逐漸清晰。

　　農村金融服務供給素為世界性難題。于中國而言，既有農村產權體系不完善的制度阻礙，也有金融資本天然逐利的市場偏好，更有農業投資周期長風險大的現實考量……癥結錯綜復雜，成都開出的藥方療效如何？日前，本報采訪組走進成都，走訪相關部門、金融機構、農業企業、種植大戶等，一探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之究竟。

　　兩個“率先”奠基礎改革試點定成都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對加快邁向現代化的中國“三農”巨人而言，金融供血尚遠遠不足。2016年，中國社科院發布《“三農”互聯網金融藍皮書》稱，2014年我國農村金融缺口達3.05萬億元。

　　作為都市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村改革的排頭兵，成都近年來同樣面臨農村金融需求增長與供給乏力的矛盾。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范瑞平多次指出，成都要構筑都市現代農業新高地，必須完善農業科技、農村金融等社會化服務，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

　　2016年成都全市土地規模經營率達56.7%，大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村金融內生需求正前所未有地被激發出來。”成都市農業委員會副主任潘斌表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資金需求尤為迫切。

　　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營管部副主任李宏偉表示，與農業龍頭企業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普遍存在生產經營規模較小、固定資產少、可抵押資產缺乏等特點，金融機構對其評級、授信、貸款以及監督難度更大。

　　“鋼架大棚一畝上萬元，土地整理一畝數千元，土壤改良一畝上千元……砸下數百萬元的農業項目，到了銀行卻都不是有效抵押物。”回憶起多年前跑貸款吃的“閉門羹”，都江堰市興農蔬菜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社長蒯世軍仍止不住搖頭。

　　為推動農村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作為“統籌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成都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其中兩個“率先”尤其值得一提：2008年伊始，以“還權賦能”為核心，成都在全國率先拉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大幕，為推動農村資產與金融資本對接奠定了基礎；2010年，成都出臺農村產權抵押融資總體方案及相關管理辦法，在全國率先打開了農村產權抵押融資的制度閘門。

　　在此基礎上，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農業生產設施所有權等共11項農村資產相繼得到確權，更加多樣的農村產權抵（質）押方式陸續出現。

　　2014年11月，成都高威農業開發有限公司以9棟智能設施大棚的《農業生產設施所有權證》為抵押，爭取成都農商銀行2000萬元貸款，為四川首例農業設施抵押融資；2015年7月，成都崇州市集賢鄉駿景泥鰍養殖農業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張靜收到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崇州支行發放的15萬元貸款，這是成都發放的第一筆農村養殖水面經營權抵押貸款……

　　在大力拓展農村有效抵押物范圍的同時，成都還針對新型職業農民開發系列“信用貸”產品。其中，“農業職業經理人證書信用貸”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與信用貸款結合起來——農業職業經理人被評定為初級、中級、高級、優秀、“十佳”等，最高評級可獲得100萬元信用貸款支持。

　　然而，供需缺口仍然存在。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調研摸底后認為，該行支農再貸款的全部數量，再加上商業銀行按1.5倍配套的貸款量，仍遠不能滿足農村實際資金需求。

　　2015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銀監會等部門聯合制定《成都市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試點方案》，正是希望成都先行先試，在關鍵領域、重點環節取得突破，以基本實現城鄉金融服務均等化。

　　“這次金融改革試點來得十分及時，也十分關鍵。”成都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長程樺表示，成都近年來進行的一系列農村改革和農村金融創新探索，為進一步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礎，是極佳的改革“試驗田”。

線上線下促對接

攻堅還需綜合策

　　農村金融改革，很難！

　　成都市常務副市長謝瑞武總結了農村金融的5個難點：農村產權制度不完善；農村金融業務開展成本高；農村信用體系不完善；農村抵押物偏少價值偏低；農村金融引導政策不到位。

　　正因為此，謝瑞武表示：“雖然農村金融改革是單項改革，但應該用綜合思路來改，突出試點的戰略性、整體性、系統性和民生性。”

　　2015年12月，由成都市領導掛帥，確立了由農委、財政局、金融辦和央行成都分行為成員的專項聯席會議，建立了金融系統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聯動機制，明確了相關各方的突破方向和重點工作。

　　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實招相繼出臺。央行成都分行營管部提供8億元支農再貸款和8億元再貼現資金，用于支持村鎮銀行等中小銀行機構增強放貸能力，引導降低融資利率。通過增設村鎮銀行、對農行三農事業部進行達標考核、支持農民合作社開展資金互助等一攬子措施推進金融組織體系完善。同時，借助成都“兩權抵押”試點契機，進一步支持金融機構創新產品和服務方式，如在溫江區探索“土地經營權+花木”打捆抵押，郫都區探索“集中居住農房”抵押等。

　　今年4月25日，成都市第十三次黨代會提出“貫徹協調發展理念，建設城鄉統籌示范城市”的戰略目標，將農村金融改革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7月30日，經過崇州、彭州、都江堰三地先后搭建“農貸通”平臺試點一年后，成都市級“農貸通”平臺正式上線。這個由政府主導建設的農村金融綜合服務平臺，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整合農村產權、農業政策、農村金融等各類資源，具有農業政策咨詢、產權流轉服務、融資供需對接、金融風險分擔、信用信息共享等多重功能，系統接入工行、建行、農行等20余家金融機構，提供“一站式”線上融資、保險對接服務。

　　而在線下，按照農村金融服務站、農村產權交易服務站、農村電商服務站“三站合一”模式，目前已有2000多個“農貸通”金融服務站被植入村公共服務體系，在為線上平臺提供有力支撐的同時，也成為信貸供需對接機制中最貼近農民的服務平臺。

　　這張農村金融服務大網很快引起了金融機構的興趣，深耕農村金融業務的成都農商行是第一個響應者。今年，該行計劃入駐50%以上的金融服務站。

　　去年6月，“農貸通”綜合服務站入駐崇州市白頭鎮五星村。村民李鳳所開的超市就在服務站旁邊，開朗熱情的她被成都農商行委任為“金融聯絡員”。

　　經過培訓后上崗的李鳳，除了幫助村民取款、繳費、跨行轉賬、網上購物外，還向村民收集融資需求、講解相關政策。目前，像李鳳這樣的金融聯絡員成都全市已經聘請了2000余個。

　　在成都農商行三農金融部總經理助理李家宇看來，生活在鄉村熟人社會的金融聯絡員，除對貸款人品行、能力等軟信息的搜集具有天然優勢外，還能更好地發揮引導示范作用。“40歲以上的農村居民仍然喜歡用存折，要推廣手機銀行難度可想而知。”李家宇認為，金融聯絡員正是突破口。

　　為了鼓勵和引導更多金融機構參與“農貸通”平臺服務，成都市拿出真金白銀出臺一攬子政策：金融機構在農村每增設一個網點可獲補貼5萬元；在村服務站設立ATM機等自助設備的每臺補貼兩萬元；通過“農貸通”平臺開展農村產權抵押貸款的銀行、開展擔保貸款業務的擔保公司、開展貸款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最高可獲得50萬元獎勵……

　　此外，為了保證“農貸通”真正“姓農”，成都專門制定了平臺支持目錄清單和負面清單，農業生產項目，農產品加工類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一二三產融合發展項目等均可享受不同程度的貸款貼息。

配套支撐破兩難

金融生態得改善

　　“風險大導致貸款難，成本高導致服務難。”成都農商行副行長成明先的農村金融“兩難論”在業界很有代表性。

　　為了破解高風險、高成本兩難，成都通過“四個一”，即一個風險資金池、一個信用數據庫、一個農村產權收儲公司、一個農村產權交易平臺，為農村金融構建起信用支持、資產處置、產權流轉三大支撐體系。

　　分攤風險，設立涉農貸款風險資金。為解除金融機構的后顧之憂，成都依托“農貸通”分別設立農村產權直接抵（質）押融資風險資金、惠農貸風險資金、保險公司信用保證保險風險資金，最高可分擔金融機構最終損失的80%。目前，成都市及區（市）縣兩級風險資金池已超過6億元，已到位首期資金1.7億元。

　　信用支撐，建立涉農主體信用數據庫。信息搜集成本高、農民信用信息缺乏等，讓不少金融機構面對巨大的農村市場望而卻步。為此，成都以新型經營主體為信息采集對象，按照多維度的指標體系，建立信用信息數據庫。目前，已采集1.4萬余戶新型經營主體信用信息，并通過“農貸通”平臺同步向金融機構開放。

　　處置資產，組建農村產權收儲公司。囿于農村產權交易市場仍處于培育階段，一旦出現不良貸款，如何處置抵（質）押的農村產權就成了十分棘手的問題，這也直接導致了農村產權在金融市場不受待見。2016年10月，成都成立農村產權收儲公司，旨在補齊農村產權融資服務鏈的“最后一環”。該公司董事長張慶告訴記者，截至今年6月，公司累計收儲涉農不良債權務計5432萬元。

　　流轉順暢，推動農村產權入場交易。2008年，成都市農村產權交易所在全國率先掛牌成立。經過近10年的發展，成都農交所已經初步搭建起市縣鄉三級農村產權流轉信息發布和交易平臺，完成超過萬宗的農村產權交易。“嚴謹規范專業的交易規則、交易流程、交易監管、糾紛調處和風險防范機制以及豐富的投資人資源，為最大限度挖掘農村產權市場價值提供了保障。”成都農交所總經理馮鑫表示。

　　“四個一”落在實處，成都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得到優化，資源配置環境得到改善，農村金融持續創新長效機制得以構建。農產品倉單質押貸款、財政惠農補貼擔保貸款、集體資產股權抵押擔保貸款……在一系列政策、體系、機制的支持下，金融機構參與熱情高漲。

　　今年，崇州市燎原鄉梓樂村種糧大戶易華強就用剛確權的豬場及糧食加工設施為抵押，從成都農商行貸款50萬元。而前幾年，因為缺少可抵押資產，他雖然頂著“全國種糧大戶”的光環，卻仍難解資金之渴。

　　“減少了擔保環節，融資成本更低了。”易華強告訴記者，該筆貸款利率不足5%，還可享受80%的政府貼息。

　　截至8月末，成都市通過“農貸通”平臺發放涉農貸款800多筆，共3.93億元；信用貸款由5天縮短為兩天；農村產權抵押貸款辦理時間比之前節省1/3。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采訪中，參與各方向記者反映，目前農村金融改革中，還有一些亟須破解的難題。

　　以“兩權抵押”試點為例，從2016年1月到2017年6月末，成都參與“兩權”抵押貸款試點的3個區縣，累計發放貸款超過15億元，改革成效顯著。而未被列入試點的其他區縣只能選擇“曲線救國”，在宅基地使用權不得抵押的法律條款下，只能以確權的農村房屋進行抵押。然而，隨著“宅基地使用權證”和“房產證”兩證合一工作的推進，這條路也被堵死了。

　　除此之外，相關配套制度上也有待進一步理順和完善。如探索開展一站式涉農動產融資登記試點工作，讓農民少跑路，數據多跑路。

　　（采訪組成員：唐園結 周建豪 楊久棟 李飛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