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瑞春工作的半徑越來越短了。

　　身為一名工齡10余年的農機手，這個中年人曾開著收割機從安徽滁州來安縣的老家輻射開來，江淮平原、江漢平原和中原腹地都是他的目的地。一年有大半時間，他都開著收割機在中國地圖上“畫圓”。

　　最近幾年，這個圓越縮越小了。劉瑞春很敏銳地注意到家鄉土地上正發生的劇烈震動，大量農村年輕人外流，勞動力結構斷檔，留守的老人無力耕種，土地拋荒又流轉的劇情不斷上演。

　　小有積蓄的他決定改變身份，承包起家鄉的土地，成為一名種田大戶。

　　投身這個領域前，劉瑞春信心滿滿。自己出身農村，從小種地干活，如今無非是承包的土地畝數從兩位數漲到了三位數，要做的事應該差不了多少。

　　很快，這個40歲出頭的中年人就摔了跟頭。在高標準農田打造的過程中，開回老家的農機跟不上時代了，他的錢包也捉襟見肘。倉儲、灌溉、用電、農資使用、人員培訓管理，問題更是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挑戰著這個在田地里長大的農民的思維。

　　這場發生在土地上的劇烈震動也在催促著他改變、進步。

　　如今，6年過去，他學會了使用互聯網工具，利用農村互聯網金融，熬過了最難的日子，也徹底從臉朝黃土的農民轉型成了新一代種田大戶。這是一個新興的群體——隨著土地流轉，上億農民中一部分農資店店主、農機手、有積蓄的農民等正在分化出來。

　　專注于土地規模化種植領域，向可規模化經營的農戶群體提供金融服務的企業“農分期”見證了這個群體的萌發。創始人周建表示，“農分期”想做的就是介入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幫助新一代“農場主”成長、蛻變。

　　被土地流轉的趨勢推著完成了分流，職業化的人活下來，不順應潮流的都被市場攆走了 

　　把錢砸進地里之前，劉瑞春其實沒想太多。這個留著一頭短發身材健碩的農機手只是單純心疼家鄉那一片片拋荒的土地。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兒了。每次開著收割機回到老家，他總能看到地里那些彎曲的身影，一群老人還舍不得家里的地，拼命用越來越衰老的身體追趕著農時。前些年農忙時，老人還能打電話叫回子女幫忙，但這幾年大城市的工廠管理越來越正規，也沒人愿意請十天半個月的假再回老家做農活了。

　　劉瑞春成了鎮里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被人喊做“劉大膽”的他一口氣承包了300畝土地。他心里盤算著，自己作為專業的農機手，不僅有技術支撐，還省去了過去自己跨區域作業的不穩定性，這門生意很是“穩妥”。

　　有類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同縣的袁其勇也幾乎在同一時段包下了幾百畝土地。轉型之前，他是一家農資店的老板，收入穩定，瞄準這塊“沃土”后，他拿出了30萬元投資，預備在土地上干一番事業。

　　可現實遠遠沒有他想的簡單。

　　錢剛投進去，問題就來了，土地規模化運營后，他發現自己的土地在平整度上存在問題，此外，烘干房、打藥機、插秧機、水電設施整改也擺上了臺面，土地就像一只餓壞了的巨獸，胃口大得驚人。

　　一開始是金錢，后來慢慢地，他的時間和精力也被這只巨獸吞了進去。

　　廠房的工作人員一天好幾個電話打給在縣城開商鋪的他，一會兒是問打什么農藥，一會兒是缺水了，一會兒又是施肥出了問題。有時候他在電話里多問幾句，雇來的員工也說不清楚具體情況。

　　那時，他才意識到一個問題，包下土地，想當甩手掌柜太難了。“雜草生長很快，三四天不看，稻田就荒了。”袁其勇說，種田這事兒一天也不能耽誤，他翻出書本，繼續學習農業知識，分辨雜草的類型，了解除草劑的區別，又開始自己下田，每天巡邏了解稻田的長勢。

　　“你請的員工不說專業與否，也很難盡心，不自己親自看一看，好多問題都發現不了。”他換下了襯衣和西褲，把縣城的店鋪轉租出去，穿慣了軍綠色的解放鞋，以及沾著泥土星子的T恤和外套。

　　他的皮膚曬黑了好多，家也幾乎安在了農田邊。

　　劉瑞春有著同樣的感受。在他看來，自己幾乎是被土地流轉的趨勢推著完成了分流。這個趨勢下，職業化的人活了下來，不順應潮流的都被市場攆走了。

　　曾有村里的能人承包了幾千畝地，規模很大，農場建設得很是漂亮，還雇了幾個員工。承包土地的能人當了甩手掌柜，自己的事兒照忙不誤，也不怎么過問土地。后來，“管理混亂，稻子直接被人拉跑了”。還有外地的種田能手帶著積蓄信心十足地跑來租地，卻適應不了當地的氣候條件，自己的種植經驗完全派不上用場。

　　“這不是有錢就能干的事兒。”他總結道，這個行業風險很大，過去的經驗統統需要更新改進，技術把控、員工管理、風險控制、市場調研，甚至財務管理都需要系統地重新學習。

　　袁其勇認為，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技術。“每一塊田都需要在腦袋里有印象，得知道是啥樣子，草相如何，肥沃與否，能不能存水，等等。沒有這些概念，不可能種好田的。”

　　作為一個老資格的農資店店主，熟知化肥和農藥是他的優勢。這幾年，他遇到過五花八門的求助。有種田大戶買除草劑只買貴的，還有人認不出來雜草的種類，上網也分辨不清楚，就拔了一堆跑到他那兒去問，問清楚了再買上東西折回。一來一去，時間又浪費了。

　　他曾看到過一個老板投資失敗的全過程：風風火火地砸錢，包了地、買了農機，可很多投資都沒能“把錢用在刀刃上”，買來的農機也并不實用，后來資金鏈斷裂，找不到人干活，雜草開始瘋長。

　　等到老板帶著借的錢回來時，雜草已經占據了田地，大片農田就這么活生生地拖廢了。

　　職業化推進還有長長的一條路要走，經驗、資本、人才的匱乏不僅讓種田大戶頭疼，也亟待整個行業直面解決 

　　投身農業大規模種植6年，袁其勇見慣了種田大戶的洗牌、淘汰，也發現了許多他過去未曾注意到的細節。

　　比如農藥的使用。千金子和稗草兩種草的長相十分相似，一般得到成熟期才容易區分，許多種田大戶在初期時都難以分辨，有的人沒轍了，只能扯下一大把跑到農資店，請店主辨認后再買合適的農藥。

　　“但很多賣農藥的人其實自己都搞不清楚。”袁其勇直言不諱。這個浸淫農資銷售10余年的老板說，買回不合適的農藥，只會藥不對癥，不僅浪費錢更損傷土地。“這是整個行業都存在的問題。”他說，許多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依舊只憑經驗行事，缺乏專業知識，以前十幾二十畝地還只是小打小鬧，不會虧太多。但現在承包的地多了，一不留神用錯了藥，很可能賠得血本無歸。

　　累計服務土地收益面積達300萬畝、 覆蓋種田大戶近40萬的“農分期”，也對這個群體進行了畫像，他們發現，自己服務的對象是一群平均年齡47歲、智能手機普及率只有30%的種田大戶。

　　技術，成了一個關鍵點。

　　曾在上海當過白領的劉瑞春很清楚，在大城市開個公司，可以雇傭總經理和技術人員，有錢就能推進。可在農業生產這個領域，“除了農委等相關部門有技術人員，業內普遍缺少優秀的技術人員”。

　　他家里的一個小輩考進了農業大學的植物保護系，他興沖沖地跑去道喜，可對方告訴他，這行業太苦了，知識面廣，還要常常下地，自己以后不會干的。

　　不僅是技術人才的匱乏，在農忙時節，人員招聘也是一件難事。“今天來了，明天就走，也沒法管。大幾十號人，很難管理。”袁其勇說，尤其是夏天高溫時，還要雇人下地打農藥，“你自己都受不了那種氣溫，何況是植物。”他常常需要面對的一個情況就是，好不容易招來了人，干一天，太苦了，第二天就不想來了。

　　“工人還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年輕人都走了，效率低了，還不得不用老人，不用，就徹底沒人了啊。”他說。

　　劉瑞春已經從更深的層面感知到了如今農村土地人才匱乏的現狀。他招不到足夠優秀的農機手，只能自己手把手教，就這，學徒還都是50歲上下的中年人了。有時候太忙，想找人幫忙整理一下賬目也是難事，他想來想去，只能跑到縣城去請會計。

　　此外，因為大型機械操作的難度，他還要合理配置農機的使用，在自己農閑時，盡可能讓農機手開著機器繼續去別地工作，貼補收入，讓錢跟得上農機損耗的速度。

　　回顧這個過程，他感覺自己累了，黑了，憔悴了，比起過去連農閑的時間都沒了。可同時，自己也“一點一點在變得專業”，“像被推著往前進步發展”。

　　這個農民坦承，自己從沒想過，有一天種地種著種著還需要請技術人員、財務人員，甚至還會搞出一支浩浩蕩蕩的農機手隊伍。

　　產業的發展總是輕而易舉地撬動相關人群。徐州銅山的農民孫磊以前也是個農機手，在他眼中，因為土地流轉導致的規模化運營，對農業耕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短時間內滿足大片土地的耕種，唯有馬力高的機器可以實現這一訴求。

　　機器解放了他的雙手，也把這個40歲出頭的農民拽上了這條發展之路，想要繼續發展，就要不斷更新換代，豐富數量和類型，滿足不同土地耕種的需求。

　　劉瑞春覺得，包括自己在內的種田大戶都在被改變著，被推進著成為真正的職業農民。

　　但他也認為，職業化推進還有長長的一條路要走，經驗、資本、人才的匱乏不僅讓這些種田大戶頭疼，也亟待整個行業直面解決。

　　因為人數變多，他不得不惡補財務知識，學習如何發工資、簽合同。如今，帶領七八個工人的他甚至給農機手開出了條件——可以拿錢入股換機器開，也可以拿固定的年薪制。

　　盡管如此，人員流失還是他所擔心的問題。有時，一個成熟的農機手剛剛培養出來，說不干就不干了，他也沒啥辦法，只能自己晚上加班加點下地干活，來挽回一些時間。

　　曾有一次，工人下班了，為了趕時間，他自己又開著摩托車下地了，可天黑路滑，他一跟頭摔進了地里，顧不上疼，他緊趕慢趕把活兒做了，回到家才發現，自己摔傷的地方衣服和血肉粘在一起，他拿水泡了泡，一把扯開，鮮血直流。

　　第二天清晨，他又從稻田旁那個簡陋的、只有座椅和床的“家”，出發了。

　　如何在這片廣袤的“藍海”揚帆起航 

　　劉瑞春這幾年變了很多，最大的特點是皮膚黑了，開著農機下一次地，回來時，臉上永遠裹著灰，只有牙齒是白的。

　　袁其勇最大的感受，是收獲。底下工人啥不會都得自己去看看，機子壞了得自己搞，機械也略知一二，更別說農資和管理了，在過去，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農資店老板，這幾年種地的經歷讓他豐富了自己的閱歷，辛苦但也有收獲。

　　這個說自己快“十項全能”的農場主已經習慣了在40攝氏度的高溫中下田查看，再滿頭大汗地回屋，也習慣了讓家里人能吃到最放心的糧食和蔬菜。

　　他是一個科技農業踐行者。為了進一步減少人力資源波動對土地的影響，他還購置了最新款的自走式噴霧器用于撒藥。

　　發展的歷程中，袁其勇很想感謝的，是“農分期”對他的幫助。更換農機、購買農資、修整土地時，缺錢是一種常態，通過多次溝通和了解，“農分期”向他前后貸款幾十萬元，且都能在豐收時節還款。此外，多項新農機的購置也徹底擺脫了過去賒銷的局面，他可以選擇質量最好的品牌，由“農分期”負責購買，他則分批還款給對方。

　　這也是周建樂于看到的局面，2013年，他創立的“農分期”正式以互聯網金融為工具介入了這片廣袤的“藍海”。在他的設想中，公司要專注土地規模化種植領域，集中于農機、農資市場，圍繞農業生產各個環節，向可規模化經營的農戶群體提供金融服務。

　　這一服務絕不僅僅是借錢而已，在農業生產的各個領域，他們都有所涉及，甚至包括化肥的使用、農機的選擇，以及農機手的協調等。

　　此外，農分期的貸款周期一般是3~5天，基本是上午采集用戶資料，下午做審核，最快第二天就能夠審批成功。時間縮短了很多，農民也不用擔心耽誤農活兒。同時，根據用戶的自身情況，制訂出合理的貸款額度。

　　如今，“農分期”開始了更多的嘗試，它試著跳出經銷商合作模式，從農資切入，從廠家直接拿貨供給農戶，保證質量的同時提高采購方的議價能力。

　　眼下，袁其勇的生意逐步走向了穩定。他唯一發愁的，是事業的繼承。還在上學的兒子來過幾次，后來再怎么說也不愿意來了，反而勸他“別那么辛苦”，這個孩子眼里留下的，是父親操勞的身影，身為農場主，卻還要細細碎碎管理農資、技術、銷售等各個層面。

　　“太曬太苦了，都沒個周末，每天都要加班加點。”孩子嘟囔著。

　　袁其勇的煩惱觸動了周建，在他的設想里，“農分期”將會介入更深的層面，“未來我想通過拼圖方式，在金融基礎上，嵌進流通、農業服務，來滿足農戶的生產流通需求。讓農戶只管田，其他的農資、技術、賣糧我都替你解決。”

　　這是周建事業的規劃，也是他對新一代種田大戶這個群體和農業最深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