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四川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必須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領會和貫徹落實這一重要論斷，有必要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

　　補齊三大短板、促進三大轉變，推動“三農”領域發生根本性變化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對農業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提高農業供給能力、供給水平、供給質量為主攻方向，努力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這意味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使我國農業實現從量到質的全面提升，推動“三農”領域發生根本性變化。

　　補齊農業現代化短板，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沒有強大農業的支撐，就難以實現國家強盛、民族復興。從國際經驗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現代化水平較高的國家，農業都很發達，不僅組織化程度高、勞動生產率高，而且國際市場競爭力強。從我國實際情況看，農業現代化依然滯后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短板。與農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的現代化水平還處于較低階段。發達國家農業機械化水平高，已實現種養加的自動化和工廠化，正向高度自動化、精細化發展；農業技術現代化水平高，已實現農業化學化，生物育種技術世界領先；農業管理現代化水平高，已實現農業生產專業化、經營集約化產業化和服務社會化。我國補齊農業現代化短板，迫切需要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狠抓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創建、質量安全監管，大力促進農業技術進步、生產創新和組織創新，推動農業產業結構從低端躍上中高端，推動農業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靠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轉變為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這將實現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補齊農民收入短板，促進農業發展目標轉變。商品的價值要通過交換才能實現。如果生產的商品賣不上價錢或賣不出去，商品生產所耗費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就是低效勞動或無效勞動。2004年以后，我國糧食產量實現“十二連增”，但糧食生產高成本、低效益以及供需不匹配等發展瓶頸日益凸顯。近年來，我國糧價持續高于國際市場價格，造成了糧食“進口入市，收購入庫”的現象。2016年，我國再次出現糧食豐收、種糧農民增收困難、糧食庫存積壓嚴重的局面。破解這一困局，需要從供給側入手，調優農產品結構，提高農產品品質，提升農產品品牌價值，從而提高農民增收能力，實現農業發展目標從注重數量向數量質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轉變。

　　補齊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短板，促進農業發展體制機制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創造條件不斷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現階段，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農村生產力的關鍵，是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補齊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短板。應通過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完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財政支農投入機制、建立農業科技創新激勵機制和農業新業態扶持機制、加快農村金融創新等，激活農業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農業農村發展由政策刺激帶動向改革牽動的轉變；通過建立需求變動趨勢分析預測機制以及行業供給能力評估發布機制、改革農業保險機制等，規避農業生產經營風險；通過完善農村社保、醫療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制度等，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些改革，將進一步完善農業發展體制機制，使農業農村發展獲得持續動力。

　　推進三大調整、實現三個激活，促進我國農業提質增效升級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思路的一次重大轉變，旨在促進我國農業提質增效升級，從而切實提高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為此，需要抓好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和深化農業農村改革兩方面工作，推進三大調整、實現三個激活。

　　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方面著力推進三大調整。一是調優產品結構。按照“穩糧、優經、擴飼”的總體思路，立足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順應市場需求變化，增加優質農產品供給，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種業企業，加強關鍵技術研發，培育和推廣適應機械化生產養殖、高產優質、多抗廣適的系列新品種，從源頭上優化產品結構。二是調好生產經營方式。推行綠色生產方式，深入實施農業標準化戰略和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發展農業循環經濟，修復治理生態環境。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探索多種形式的農場經營，發展綜合性合作社，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推動形成“小農”承包和“大農”經營并存的格局。加強農業生產裝備技術和農業信息技術創新，提高農業生產智能化、營銷網絡化水平，建設智慧農業、云農場，發展土地托管、農機作業、農產品電商平臺等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完善農業物流體系。三是調順產業體系。以“三區”（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三園”（現代農業產業園、科技園、創業園）、“一體”（田園綜合體）為載體，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互聯網+”“旅游+”“生態+”等新模式，拓展農業外延，提供旅游休閑、生態保護、文化傳承等非物質產品，促進三次產業深度融合，實現農業全產業鏈增值。

　　在農業農村體制機制改革方面努力實現三個激活。一是激活市場。發揮市場導向作用，通過推進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完善農業補貼制度等，讓市場引領結構調整；以政府投入撬動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強化信貸扶持政策，支持組建信貸擔保機構，建立大災巨災風險分散機制；進一步暢通市場渠道，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吸引各類資源要素。二是激活要素。深化“三權分置”改革，促進土地經營權在更大范圍優化配置，發展土地流轉、土地托管、土地入股、代耕代種、聯耕聯種、統一經營等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改革財政支農投入機制，深化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快農村金融創新，進一步盤活農村資源要素。三是激活主體。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須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應加強職業教育、技能培訓和社會服務，提高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各類經營主體的經營管理水平。同時，通過合作制、合同制、股份制、產業聯合體等多種組織方式，促進新型經營主體與農戶共同發展、共享收益。

　　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與效率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一對基本矛盾，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永恒主題。補齊三大短板、促進三大轉變，推進三大調整、實現三個激活，實際上也是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重構。

　　依據政治經濟學原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公平與效率有不同的組合關系。無論是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還是落后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公平與效率組合，都會妨礙生產力發展。在這方面，我們在經濟建設中特別是在農業生產領域有過深刻教訓。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業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生產力之所以能實現持續快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不斷優化調整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既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又保持了社會的和諧穩定。新世紀新階段，中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近年來，我國把農民作為教育、醫療、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點對象。這些政策措施有力促進了資源要素向農業農村流動，城鄉差距以及農業與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差距逐年縮小。但與其他產業相比、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發展水平仍有較大差距。

　　通過補齊三大短板、促進三大轉變，推進三大調整、實現三個激活，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有力促進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優化，實現以公平促效率、以效率帶公平的良性互動，進而形成農業農村持續健康發展的新動能。公平與效率的良性互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既讓改革成為補齊“三農”短板的強大動力，又在改革中不斷促進公平。農民是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主體。在改革中要促進發展機會公平和收入分配公平，提高農民收入占比，從而激發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二是既讓政府對“三農”的投入和支持成為補齊“三農”短板的“加油站”，又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過程中，應努力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完善覆蓋全民的社保、醫保和教育體系；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著力推進脫貧攻堅。通過這些共建共享的思路與舉措，使廣大農民成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者和受益者。

　　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完善農業農村體制機制，還將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促進形成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這不僅能為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提供體制機制保障，而且有利于處理好局部與全局、眼前與長遠的關系，使我國農業現代化行穩致遠。為此，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矯正農業資源要素配置扭曲狀況，讓農業生產更好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另一方面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地方政府應圍繞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切實解決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問題，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好支持引導和統籌協調作用。應當認識到，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并不意味著放任市場自發調節，以犧牲公平、浪費資源為代價實現暫時的平衡。政府應密切關注市場變化，及時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包括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吸引更多資源要素投向農業農村，努力實現積極的動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