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農業擔保是財政撬動金融支農的一項政策創新，是解決農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有效途徑。去年以來，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基本框架搭建完成：國家農擔聯盟公司成立，33個省市農擔公司組建完成。這是從國家層面推動政策性農業擔保發展的重大舉措。作為國內成立最早的省市級政策性農擔公司，北京農擔的模式發展得較為成熟，值得借鑒。

　　從一名普通的蘑菇種植戶，到一家國家級示范合作社理事長，今年，北京市懷柔區桃山村的宋麗新又多了一重身份：月亮湖休閑農莊的莊主。“這些年來，合作社的每一步轉型發展都離不開資金支持，單靠我個人申請貸款很難成功，即便申下來，額度有限也不解渴。”7月25日，記者在桃山村采訪宋麗新時，她道出了解決資金瓶頸的關鍵一環——政策性農業擔保，“有了北京市農業融資擔保公司做擔保，合作社順利從銀行貸到了款，先后四次共計600余萬元。

　　在北京，已經有8000多個像宋麗新一樣的農戶、合作社和農企通過政策性農業擔保順利獲得社會融資。制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融資難、融資貴等難題，在農業擔保的有力支撐下得以破解。

　　作為全國首家省市級政策性農業擔保公司，北京農擔為農服務的模式已經走過八年的歷程，發展得較為成熟。這種模式是如何以有限的財政資金撬動更大規模的社會資本支持三農的？在運作過程中是如何實現政策性與市場化的平衡？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姓農為農服務農業的金融有鄉土味、接地氣

　　農業融資難，難在農業本身受自然等不可抗力影響大而帶來的高風險，難在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缺信用、缺信息，缺風險補償，面對他們的融資需求，銀行往往設置了更高的門檻，將大部分新型主體拒之門外。“要根據農民群體和農業自身的特點，對準農民的需求，根據不同種植養殖對象，不同經營規模的主體，設置有針對性的擔保產品，這樣‘高大上’的金融在服務農業的過程中才能接地氣，真正幫農民解決融資難題。”北京農擔公司總經理李勇說。

　　幫宋麗新辦理擔保融資的項目負責人陳惜玥對此深有感觸。“最初到合作社考察時，根本沒有規范的賬目和流水，這也是為合作社和農戶辦理擔保普遍面臨的情況，”陳惜玥說，“我們一般采取更靈活的評審標準，比如讓他提供一個月賣蘑菇的單據，再根據蘑菇大棚的規模、設施設備進行綜合考察。如果是市級、省級、國家級示范社，還會有不同的信用擔保額度。”

　　這些年來，宋麗新的合作社發展規模越來越大，財務運營按照金融機構的要求不斷調整，也逐步規范起來，宋麗新貸款融資的信心也更足了，生態莊園剛剛起步，今年還要追加五六百萬投資，她打算繼續通過北京農擔申請貸款。北京農擔針對宋麗新桃山月亮湖合作社這樣的國家級合作社示范社推出的“農業合作社信用星”，單是純信用貸款擔保額度最高就能到100萬元。

　　此外，北京農擔還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氣的農業擔保產品，如農業龍頭企業信用保，給予國家級、市級龍頭企業200到300萬元的信用貸款補充日常流動資金；微農個貸保是針對單筆貸款規模30萬以下的農戶，與合作銀行開展的見貸即保產品，特點是見貸即保、審批效率高；禽貸保是與北京市養雞協會合作，為肉雞養殖戶提供的擔保支持，流程簡便快捷、提供資料簡單……

　　“姓農為農是政策性農業擔保始終堅持的方向，要創設出能服首都農業農村水土的金融產品與服務，做到農民需要什么就設計什么樣的產品，服務要快，手續要簡，費用要低，讓農民看得懂，用得起。”李勇說。自2009年成立以來，北京農擔的農業擔保資金由5億元逐步增資至10.1億元，期間累計引導社會資本177億元支持三農融資需求，有力發揮了財政資金撬動金融支農的杠桿作用。

　　風險防控堅持市場化運作和運用反擔保舉措

　　如何將政策性資金運用得好，并且形成一種可持續發展下去的模式？“需要堅持市場化運作。”北京農擔公司評審二部的經理孫程遙認為，“市場化運作，就是要用專業的團隊建立起一整套專業的擔保風險防控體系，運用多樣化的反擔保措施將風險降到最低。簡單來說，就是為真正有發展潛力、有經營能力和還款能力的新型經營主體提供資金幫助，助力他們發展得更強，盡量規避代償的情況發生。”

　　不動產抵押是最常見的一種反擔保措施。陳惜玥告訴記者，同一套房產，銀行可能給到60%貸款額度，而擔保公司可以給到100%的擔保額度。宋麗新在申請擔保過程中就是以一套房產進行抵押的。在尋求抵押物時，雖說北京農擔已經給出較為寬限的條件，宋麗新還是頗費了一番周折：“家里的宅基地、承包地都不能做抵押物，由于與農戶簽訂的土地流轉合同與現在的合同范本不一致，導致流轉的土地及建造的大棚也難以作為抵押物，最后是用合作社另一位股東的商品房進行的抵押。”

　　“隨著農村兩權抵押的破冰，擔保抵押物解決途徑會更順暢。”孫程遙說，“我們給農民和企業的反擔保措施很多樣，可以是動產、不動產，或者無形資產也可以作為抵押物。在給德青源提供擔保時，采用的就是商標權質押。此外，應收賬款質押、財務監控、個人連帶責任保證等也是認可的反擔保方式。”

　　每個擔保產品在設計過程中，都充分考慮了種養對象的特點、規模及收益情況，對其擔保額度也是由此決定的，因此能將風險控制在合理范圍。同時，公司還有專門的風險防控部門進行審查。一旦發生代償的情況，也可以通過處置抵押物等手段進行追償，減少損失。

　　孫程遙介紹說，當年擔保代償率在3%以內代償資金可申請市財政資金補償，3%-5%的部分啟動公司的擔保風險準備金。這樣既能為公司分擔風險，又能激勵公司最大限度防控風險。今年上半年，北京農擔公司當期的擔保代償率為3.26%。

　　走得長遠找到政策與市場之間的平衡

　　“目前公司的擔保費用在2%左右，這在同行業內是比較低的保費標準。”李勇說，“如果按照純市場化的運作模式，一個項目的風險需要用五十個項目的收入去背，對于農業擔保公司來說是難以持續的。所以必須走‘政策性投入，市場化運作’的準公共產品模式。”

　　對于大多數獲得擔保融資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說，還可以獲得擔保費用或利息補貼，降低融資成本。宋麗新告訴記者，她申請的貸款繳納了2%的擔保費用和6%左右的利息，因為有優惠政策，又獲得了一半的利息補貼，算下來省了不少錢。農業擔保不僅能解決融資難，增加農民貸款的可獲得性，還能解決融資貴的問題，降低融資成本。這是農業擔保的政策性給農民帶來的實惠。

　　“農業擔保的政策性還能有力助推農業結構調整，根據首都農業的定位和需求，為適度規模經營主體、實施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經營主體及農業龍頭企業進行重點擔保扶持，推動首都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李勇說，“因此，農業擔保必須要堅持政策性，同時通過專業的風險防控和市場運作，高效發揮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才能走得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