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區、老區、貧困區，“三區疊加”的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圍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開展綜合改革試驗兩年來，干部群眾上下一心求創新、謀發展，千方百計喚醒農村沉睡資源，不僅帶來全區三農發展面貌的全面改觀，而且更有效發揮了改革試驗區大膽探索、先行先試的作用，為其他地區乃至全國農村改革積累了經驗、趟出了路子。請看——

改革潮涌巴州 同康夢燃山鄉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巾字村現代農業園風貌　王剛攝

　　本報記者 唐園結 楊志華 高楊 李飛 李傳君

　　走進枇杷村，一排排干凈寬敞的白色民居依山就勢，錯落有致，全然沒有了兩年前破舊衰敗的面貌。整村翻新，工程浩大，這個小山村是如何做到的？

　　走進巾字村，一條嶄新的柏油馬路直通村里的現代農業科技園，園內果樹成片，職業農民正忙碌著。修路建園，干事創業，村民富不起來的難題怎么一下子就解決了？

　　走進新廟村，網店、銀行、超市開到了村口，健身廣場上老人們怡然自得，新建起的學校窗明幾凈，孩子們歡聲笑語。農村配套，歷來不易，村莊何以變得像社區一樣？

　　這些是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正在發生巨變的眾多山村的縮影。短短兩年，她們從大山中落后封閉的村落，變成了現代化的新農村。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催生如此驚人的變化？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自2014年巴州區開展農村改革試驗兩年來，通過確權、賦能、釋利的產權制度改革，通過對農村內外資源交互的盤活和拓展，通過原有體制機制的有效創新，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既堅守底線，又努力突破，使得沉睡的資源要素被徹底喚醒，興村富民的改革基因被全面激活，如同一點一滴的源頭活水集合起來，形成磅礴之勢激蕩山川。

　　改革星火，到底是怎樣點燃山鄉同步小康夢的？日前，記者走進巴州農村一探究竟。

　　山區、老區、貧困區，“三區疊加”的出路在哪里？坐享生態優勢和政策紅利，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突破口在哪里？巴州區向農村改革試驗區要出路，向群眾實踐汲取智慧，既做好頂層設計、統籌規劃，也注重上下結合、基層創新，將53萬農民脫貧奔小康的強烈愿望轉化為改革創新的源源動力——

同步實現小康，關鍵在喚醒沉睡資源

　　俯瞰巴州，居川東北、大巴山南，主要由中低山和丘陵地組成，屬典型山區。巴州農民靠著人均1.3畝細碎土地，衣食無憂易，奔康致富難。

　　回溯巴州，自古為川北重鎮，入蜀要沖，近代曾是川陜革命根據地中心之一。老區發展牽動人心，農村群眾盼望著早一天過上小康生活。

　　聚焦巴州，地處秦巴山區集中連片特困區，頭頂“省定貧困區”的帽子。農村產業發展較落后，村集體經濟較弱，農民人均收入較低。

　　山區、老區、貧困區“三區疊加”，巴州面臨著和全國多數地區類似的難題，產業發展水平不高、財產性收入活力不夠、資源要素流動性缺乏、村莊面貌破舊衰敗、內生性動力不足……

　　同時，巴州又是全國商品糧基地縣和糧食生產交售大縣，這里氣候適宜、資源豐富，被譽為鑲嵌在大巴山南麓的“綠寶石”。巴州深山里生長著稻麥玉米及500多種經濟作物，構成了巴州農業農村的生態優勢和資源稟賦。代代傳承的紅色基因和扶貧攻堅主戰場的政策紅利，為巴州農民奔小康注入了力量，帶來了機遇。

　　如何將這些因子激活并轉化為巴州農村群眾切實可以感受到的幸福生活？“三區疊加”的巴州區在“另一區”——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區找到了答案。

　　“在全國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區中，巴中市巴州區是秦巴山片區改革工作的樣板區，是貧困縣區農村改革的典型代表。巴州區用活了政策，激活了資源，全區農業農村展現蓬勃發展的面貌，為全市三農工作開展趟出了一條新路。”巴中市委書記馮鍵高度評價巴州區農村綜合改革探索。

　　2011 年開始，農業部、中央農辦等部門聯合啟動農村改革試點工作，于當年和2014年先后設立兩批共58個農村改革試驗區，巴州區即為其中之一，共承擔5項國家級改革試驗任務。今年6月，巴州區又被確定為全省農村改革綜合試驗區，7項改革在此試點。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戶宅基地使用權、住房財產權、集體林權……一系列農村產權的改革成效如何，全省乃至全國都在看著巴州。

　　“改革的根本是讓人民不斷有獲得感。綜合利用好各種有利條件和國家政策支持，以改革激發農村乃至全區發展活力，帶領老區人民實打實地全面小康，關系著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是我們必須完成的任務。”在巴州區委書記張平陽心中，“同步小康，一諾千金！”

　　重山阻隔，鄉情千差萬別，巴州區農村綜合改革從哪里入手，于何處著力？如何處理好改革中底線與突破的關系？如何既動奶酪，又做蛋糕，兼顧好各方利益，保護好農民權益？改革之初，巴州并沒有答案。他山之石雖可借鑒，卻無定律可循。

　　試驗區搞改革，就是要在探索中找方向、找答案。巴州區委副書記、區長楊波坦率地告訴記者：“改革總體設計上，圍繞千方百計喚醒農村沉睡的資源這個思路，巴州區拆解了19項任務，以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為主要內容，確立在18個村先行先試，具體推進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困惑。改革中的很多創新做法來自于農民的智慧，農民在改革中得到實惠，也在改革中建功立業。”

　　確定路線圖，制定任務書，2014年以來巴州區各級干部把自身擺進去想改革、抓改革，將全區53萬農民脫貧奔小康的強烈愿望，轉化為改革的堅定決心：一年打基礎、三年求突破、五年出成果，2018年率先實現全面小康，為全國農村改革探出一條出路。 

權有哪些？權有何用？如何行使？巴州區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通過“確權、賦能、釋利”盤活“一地一產”，“兩社一中心”搞活現代農業產業經營，騰、退、換，集中收儲、增減掛鉤，激活宅基地使用權，圓滿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權利清清楚楚，用得明明白白，享用實實在在，不僅沒有割斷農民和土地的聯系，反而將資產與農民更緊密地綁在一起——

激發內生活力，關鍵在集體產權改革

　　產權制度改革是農村綜合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首要問題。從全局來看，對整個農村經濟體制來說帶有基礎性的意義和作用；從巴州區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也是當前大家反映最突出，要求最急迫的改革領域。

　　在巴州區花蓮鄉新廟村，記者看到一組紅紅綠綠的證件，逐一翻看：2組村民李克金一家5口人共同持有的一張“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村民李偉從李克金、王家賢兩戶村民那里流轉耕地，拿到一張“土地流轉經營權證”；李偉利用流轉地建起了梨園，巴州區農業局又頒給他一張“農業特色產業所有權證”——三張證件清晰地梳理出巴州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現路徑。

　　和全國絕大多數農村情況類似，164萬畝農用地和各村不等的集體經營性資產是巴州區農村集體產權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何盤活這“一地一產”？

　　巴州的改革思路是確權、賦能、釋利三步走，重構兩套權能體系，即固定所有權，穩定承包權，確定經營權，“三定”固化農用地三權；確股不確物、確股不確價，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全部股權量化到戶。

　　確權頒證之后，村集體、農民、新型經營主體各有哪些權，各占多少股，證上、簿上寫得一清二楚。可這“權”又有何用呢？

　　“建設交易市場，建立風控機制，構建評估體系，巴州區千方百計‘賦能于權’，讓農村產權在市場上可交易，在銀行里能抵押。”巴州區委副書記王茂生向記者介紹了該區集體產權交易“委托預推”的創新做法——區級成立農村集體產權交易收儲服務中心，鄉鎮設服務站，農民、村集體委托收儲服務中心對集體產權進行整合包裝，通過產權交易平臺掛牌流轉。

　　著此一子，滿盤皆活。收儲服務中心充當了農民與業主間的“中間人”，改變了“業主無地可種，農民無人種地”的局面；同時，收儲服務中心設置風險處置基金，對業主進行風險分級和資質審查，打消了農民怕業主“跑路”，業主怕農民“難纏”，政府怕無限“兜底”的顧慮；另外，涉農項目資金在流轉中轉化為價格增量，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和業主按約定方式分享，“補貼該給承包地的農民，還是給種地的業主”這一難題迎刃而解。

　　下一步，如何“釋權于利”，將這些權利切實轉化為農民脫貧奔小康的動力？成為關系改革成敗的關鍵一步。

　　“有什么辦法能讓所有者、承包者和經營者各方共享紅利？”“怎么才能讓農村資產資源向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方向聚集？”“村集體能否避免空殼化？”——巴州區委區政府多次座談研討，諸多問題的答案最終指向了巴州區“兩社一中心”實現農村資源“三集中”的探索實踐。

　　在巴州區水寧寺鎮水寧村，村民們發現這兩年收入來源變多了：72戶農民以1120畝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天宇”土地股份合作社，享受合作社分紅；合作社建設標準糧田整理出新增土地380畝作為村集體資產，交由水寧村集體股份資產管理公司經營，村民平均持股享受公司盈余分紅；在區農村土地流轉收儲中心的整理包裝下，這些新增土地每畝按600元價格流轉給農業公司建起獼猴桃現代農業園區，待獼猴桃掛果時，公司還將按30%的比例向農民分紅。

　　在水寧村村委會主任馮久明看來，這項改革的最大特點是沒有割斷農民和土地的聯系，反而將土地上的每一項產出都與農民收入綁在一起：“有了這些分紅，再算上流轉費、務工賺錢，村民收入普遍能比以前翻一番。”

　　農村集體經濟合作社、農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流轉收儲中心——“兩社一中心”搞活了農業產業經營，不僅為農民手中的承包經營權和股權找到了一條變現的路子，而且解決了村集體經濟組織主體缺失的問題，農村治理組織和經濟組織實現了政經分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在適度規模經營中發展起來。

　　據巴州區農工委副主任向禹介紹，近年來巴州區實現農用地流轉14.5萬畝，建成各類農業產業園區12萬畝，涌現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360多個。改革為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可能，道地藥材、優質果蔬、現代糧油、生態畜禽四大現代農業產業高點起步，很快發展起來，直接帶動1.6萬農民增收。

　　“一地一產”盤活了，現代農業搞活了，農村產權和資源的活力被釋放出來，巴州區將改革的著力點鎖定在另一大塊仍在沉睡的農村集體資產上——宅基地。

　　花蓮鄉新廟村中心廣場一側有白墻黛瓦三間房，房外墻寫著“道德講堂”四個字，墻內貼著“新廟村大事記”，記錄著自1949年以來發生在這個小村里的大事。記者看到，其中一條寫得最長：“2014年2月，規劃建設巴山新居聚居點。至年底，新建村民住房144戶（含廉租房13套），村辦公樓、村民議事中心、村文化活動中心、村老年活動中心、村幼兒園及教師宿舍等公共服務設施一并落成，居民用電、自來水、天然氣、閉路電視、互聯網等相繼開通。”

　　緊跟其后的另一件大事，寥寥數字里透著喜氣：“2014年12月，聚居點村民陸續喬遷新居。”

　　“搬家的時候別提多高興了！”新廟村74歲的村民孫國貴告訴記者，他們一家五口只花了4.5萬元，就從四間舊房搬到了四室兩廳共140平方米的新房里。而在巴州，像孫國貴家這樣的一套房子，自建花費至少要近20萬元。

　　尖尖山，密密林，茅草棚棚笆笆門。過去，與新廟村一樣，巴州農村新舊房屋零散分布，不少農宅閑置。如今，大部分農村水電氣網設施齊全，村民花費不多就住上新房子。

　　新居建設工程浩大，錢從哪里來呢？承擔著“農戶宅基地使用權自愿有償退出、抵押、擔保、轉讓”省級試驗任務的巴州區，依然向改革要辦法。

　　巴州全區現有宅基地11萬畝，其中危舊土坯房約占76%。據測算，農民就地改危或聚居的占比每提高10個百分點，就可騰出近1.5萬畝閑置宅基地指標。而四川全省范圍的城鄉資源要素平等交換，為這些指標準備了市場。

　　拆舊建新，新廟村144戶農民搬遷聚居，節約下90多畝宅基地，流轉給村集體經濟組織，再委托給區土地儲備中心預收儲為指標，由該中心進行包裝后申報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目，以每畝29.5萬元的價格跨地區周轉，指標收益補給村民建房。花蓮鄉黨委副書記李明向記者講起了“巴山新居”是如何建成的，“配套設施建設上，村村通、安全飲水、公共衛生、農村教育等項目資金各盡其用”。

　　騰、退、換，集中收儲，增減掛鉤，如此一來，宅基地不再局限于本村內調整，可以跨市甚至跨省流轉，規避了其不能跨集體經濟組織流轉的制度障礙；參照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目來定退出補償標準，找到了宅基地使用權的價格形成機制，由土地儲備中心包裝立項則解決了退后無用的后顧之憂，指標收益按約定方式分配，顯化了集體所有權，保護了農民使用權。

　　2015年以來，巴州區新建農村聚居點97個、改善農村危舊房11630戶，以新房舍、新產業、新設施、新風尚為主要內容的“巴山新居”工程，成為四川省繼“牧民定居”和“彝家新寨”后又一重大新農村建設工程。 

　　扶貧開發有心無力，資金短缺如何突破？地質災害頻發，因災致貧怎么攻克？在改革過程中，作為省級貧困區的巴州始終沒有忘記貧困群眾的訴求，將扶貧攻堅與農村綜合改革結合起來，從樸素的農民視角出發，通過產業帶動、信貸支持和廉租新居三個著力點，既保證了將蛋糕做大，也實現了將蛋糕盡可能多地切給貧困群眾——

衡量改革成敗，關鍵在農民是否受益

　　“難道枇杷村要一直窮下去嗎？”水寧寺鎮枇杷村黨支部書記楊彬前些年帶領村民修路摔壞了腿，走路只能依靠雙拐。這一輪巴州農村改革前，“拐杖書記”最發愁的就是村里建檔立卡的82戶貧困戶。

　　扶貧開發綜合改革是巴州區承擔的5大農村改革試驗任務中的一項。改革過程中，作為省級貧困區的巴州始終沒有忘記貧困群眾的訴求，盡最大可能地擠出改革紅利，分享給貧困群眾。

　　戰略上，巴州將扶貧攻堅與農村綜合改革結合起來，空間上將全區分四片，“醬油錢醋錢統籌用”，逐片攻堅，整村推進，精準到人；時間上自2014年起每年集中攻堅一片，四年全面脫貧，再用兩年鞏固提升。

　　有一份穩定收入，有一股資金支持，有一套安居之所，貧困農民的生活一定能好起來——從樸素務實的群眾視角出發，巴州區找到了產業帶動、信貸支持和廉租新居三個改革促扶貧的著力點。

　　曾口鎮秧田溝村村如其名，既有秧田，也不缺溝塘，發展種養殖條件較好。但是，全村760人中有156戶村民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過去村集體經濟組織較弱，扶貧開發有心無力，貧困群眾的生活難有起色。

　　如今，扶貧資金可直接注入農村產業扶貧基金，經基金運作，財政投入股權量化到村里的合作社，并拿出20%作為優先股給精準識別貧困戶，既保證了將蛋糕做大，也實現了將蛋糕盡可能多地切給貧困群眾。

　　巴州區“資金變基金”財政支農方式改革過程中，所設置的扶貧專項基金、農業產業基金、貧困戶住房建設貸款風險基金等共計1.35億元基金，無一不與扶貧攻堅掛鉤。

　　“以前銀行哪里敢給咱窮人貸款，現在只要是能勞動的本分人，都能貸上款了。”這兩年，凌云鄉方山雁村的貧困戶申請貸款，不超過5個工作日就能把錢攥到手里。

　　“按照銀行業傳統的多項評級授信指標，貧困群眾很難貸到款，巴州探索的‘5221’評信指標，既符合貧困群眾實際情況，又能鼓勵勤勞誠實致富，效果很好。”巴州區副區長孫蓉所說的“5221”，指的是貧困群眾貸款評級授信時，誠信程度占50%，勞動能力占20%，勞動技能占20%，人均收入占10%，根據評級總得分，貧困群眾最高可貸得5萬元的低息貸款。

　　巴中地區地質災害頻發，房屋因災損毀時有發生，不少農民辛苦積蓄的錢都“折騰”在了房子上。為了根治“因災致貧”，巴州區在“巴山新居”工程中，專門預留5%-8%的比例配套建設廉租房，目前共建成907多套。

　　在花溪鄉新廟村村委會，記者注意到墻上掛著《公租房管理辦法》，其中一條內容是：“公租房租金標準實行由政府定價……根據我鄉實際，公租房租金暫定為0.5元/月/平方米。”

　　村民景蘭英是廉租房的直接受益者。由于22歲的兒子患有多重殘疾，幾乎沒有勞動和自理能力，景蘭英將全部精力都用來照顧他，丈夫王倫的打工收入也大多用于給兒子治病。“好在村里給我們分了84平方米的廉租房，一個月只需要交42元錢。”景蘭英告訴記者，她的丈夫只需要打6天工，賺到480元錢，就夠他們一家在廉租房里生活一年了。

　　改革的出發點是為農民謀福祉，只有農民住上好房子，過上好日子，改革才能深化，才算成功。

　　達巴公路主干道旁，清江鎮環嶺、巾字兩村原來守著公路卻找不到致富路。這兩年，農村改革發力，這里建起了現代農業科技園。“村民的土地流轉給農業企業種果樹，企業又將樹下土地免費還給農民耕種。”清江鎮鎮長葉準掰著手指給記者算，“流轉、分紅、務工、種植，農民在一份土地上實現了四份收入。”

　　如今的新廟村、秧田溝村、方山雁村以及巴州區農村綜合改革試驗試點的所有村莊里，村民收入普遍大幅增加。“十二五”末，巴州區53萬農民人均純收入達7879元，較“十一五”末翻了一番。

　　枇杷村“拐杖書記”楊彬的眉頭總算舒展開了，村里的孩子上學、老人看病、中青年干事創業都有了去處，超市、電商、銀行也開到了村子里。現如今，楊彬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到紅色記憶書屋和村民們一起看看書，聊聊村里的老故事和新鮮事。

　　采訪結束，行文中記者一直在思考巴州農村綜合改革試驗的價值何在？對全國其他類似地區有什么借鑒意義？巴州區以農民脫貧奔康訴求為出發點，顯化村集體權屬，為新型經營主體優化發展條件，各方主體之間的權利關系在改革調整中變得清晰緊密。這一實踐證明：推進改革過程中處理好外部條件和內生動力的關系至關重要，既要用好政策，更要激發內在活力；處理好“守”與“破”的關系，發揚創新精神的同時不忘底線思維；處理好全面與重點的關系，在全局工作中牽住牛鼻子，找到突破點。

　　采訪中，記者既切身感覺到巴州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的堅定決心，也體會到巴州區委、區政府作為改革者面臨的一些困惑，其中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試驗探索，更需要全社會的共同思考。

　　比如，林權、水權等一些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權能，確權之后給予了農民，但是受各種約束，農民無法處置和讓渡這些權利。林不能伐，水不能動，農民有權無能、有權無利，這樣的“權”怎樣才能轉化為脫貧奔小康的財富？

　　綠水青山既是全社會的金山銀山，也應該給守護它們的農民帶來“金銀”。以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例，林農擁有林地使用權、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并承擔起森林管護義務。如果農民不能有效處置這些權利，則政府需以購買服務的方式為他們提供的公共產品“買單”。如退耕還林還草補助政策，就是一種有效的嘗試，不妨借鑒該思路在改革試驗區做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