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脫貧攻堅的深入推進，產業扶貧正成為不少地區從“一次性扶貧”邁向“可持續性扶貧”的首要選擇。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貴州、寧夏、河南等地的貧困地區蹲點調研發現，基層在落實產業扶貧政策過程中，由于缺乏調查研究、作風不實，個別地區產業扶貧扭曲走樣，產業發展隨意性大，缺乏深加工等產業鏈配套，一些制約產業扶貧發展的關鍵節點還需加大破題力度。

　　產業帶動村民脫貧奔小康 

　　根據規劃，“十三五”期間，中國3000萬以上農村貧困人口將通過產業扶持脫貧，并為易地搬遷、生態保護、教育醫療脫貧的群眾提供持續穩定增收來源。在基層的具體實踐中，一些可復制可推廣的產業扶貧模式逐步形成，初步呈現出“產業強、民受益、村振興”局面。

　　在貴州湄潭縣湄江鎮核桃壩村，萬畝茶園泛著油亮的綠光。桂花樹、櫻花樹、板栗樹點綴在一排排茶樹間，小青瓦、穿斗枋、雕花窗、白粉墻式的“黔北民居”依次坐落于茶海翠林間。

　　“幾十年前，我們這個地方村民吃的是苞谷飯，住得是木瓦房，出行靠肩挑背扛，窮困的生活曾讓不少村民外出務工。”核桃壩村支書陳廷明說，為改變年年種苞谷年年窮的局面，核桃壩村決定以“支部帶干部、干部帶黨員、黨員帶群眾”的方式實行“退糧種茶”。

　　“當時政府在財力比較窘迫的情況下，投入兩三百萬元資金幫助我們發展茶產業，村兩委則按照土地規劃、茶苗培育、資金投放、茶葉生產及加工五統一模式實行茶產業化發展。”陳廷明說，“給錢給糧，都不如引來致富產業實在。”

　　如今的核桃壩，868戶村民人均茶園3.5畝，人均收入1.5萬元，村集體資產達9000多萬元，全村僅有29戶因身體、智力殘疾的貧困戶，95%以上村民實現本村就業創業，并擁有一個輻射遵義市的茶青交易中心。

　　有32畝茶園年收入超過20萬元的村民劉國倫說，以前村民窮得叮當響、種苞谷難溫飽，因為選準了產業、政府提供了較好的公共服務，核桃壩變得比城市還宜居，這在過去想都不敢想。

　　除了茶產業，“十二五”期間，貴州陸續投入69億元產業扶貧資金，因地制宜發展中藥材、核桃、草地畜牧業、精品水果等十大扶貧產業，覆蓋農戶500萬以上，每年吸引數十萬農民工回鄉就業創業，不少還成為產業脫貧的帶頭人。

　　在寧夏，西吉縣的馬鈴薯、涇源縣的黃牛、隆德縣的中藥材等“一縣一業”的特色扶貧產業正形成品牌效應，而從2016年開始，寧夏還將分三年建立共10億元的產業扶貧基金，支持貧困村、貧困戶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種養業，使貧困人口收入中的80%以上都將來自產業。

　　2013年至2015年，河南通過對貧困戶實行產業扶持和建設補貼，實行到戶增收扶貧項目2264個，覆蓋近17萬貧困戶受益63萬人，受扶持的貧困戶戶均增收近7000元。

　　圍繞產業扶貧和科技扶貧，2011年以來，河南省還因地制宜發展高效種養植(殖)、農產品加工等產業扶貧項目1389個，帶動近37萬貧困人口在家就業；安排科技扶貧項目935個，實施農業技術培訓81.4萬人次，眾多能力躍升的貧困戶成為脫貧奔小康的致富能手。

個別地區扶貧扭曲走樣 

　　一些受訪扶貧干部和群眾反映，產業扶貧在積極推進的過程中，一些問題也在顯露。部分地區產業發展隨意性強，缺乏深加工等產業鏈配套，產業扶貧探索往往效果不佳，此外，扶持資金和保障體制不健全也困擾著扶貧政策的落實。

　　一是產業發展隨意性強。部分地區盲目整縣整區推進某一項目，不計成本投入且效益差，導致一哄而上發展，最后整體失敗。2014年至2015年，西部某貧困縣在沒有深入考察群眾養殖技術、養殖成本及市場風險等情況下，在兩個鄉鎮3000多戶貧困戶中硬性推廣綠殼蛋雞養殖，由于蛋雞養殖防疫不到位、養殖成本較高、簽約企業設置諸多門檻等，政府投入幾百萬元的養殖項目全面失敗，部分農民還因為發展綠殼蛋雞效益差，背著死雞到政府上訪。

　　此外，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缺乏深加工等產業鏈配套，往往是各地產業扶貧探索失敗的共性因素。《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貴州某縣采訪發現，近六年來，當地先后實施了核桃、天麻、養羊、黨參、太子參等扶貧產業，但都不同程度地失敗。由于深加工能力低、組織化程度低，分散農戶難以應對市場風險。以茶葉為例，這個縣近年來發展了20萬畝茶園，目前存活并發展相對較好的有10萬畝左右。但由于沒有深加工產業鏈，當地只賣初級產品，產品的附加值低效果不明顯。當地扶貧干部反思說：“農業具有高風險，如果沒有熟諳市場和技術的龍頭企業帶動，僅靠干部和群眾的一腔熱情，最終是國家花了錢，農民反而受了害。”

　　二是貧困戶參與度低，出現“有政府決策沒有群眾意愿”“有項目沒有貧困戶”等現象。部分干部“自以為比群眾高明”的想法并不鮮見，地方政府“我要你種(養)項目”意識強，越俎代庖替農民決定種什么、養什么等，貧困戶在產業發展中處于從屬地位，參與度低，貧困群體本身的聲音和意愿邊緣化，脫離實際的做法在基層造成一些失誤和浪費。

　　“十二五”期間，西部某地在沒有試種和調查研究的情況下，以每畝430元的投入，發展了1.5萬畝從北方引進的金銀花，按當初設想每畝至少產100斤干花計算，可年產750噸以上干花，但當地實際干花產量不到5噸。總結金銀花項目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群眾以“不管護、不搭理”等方式冷對抗不愿意種植的項目。記者在當地采訪發現，尷尬的產業扶貧現狀甚至讓部分基層干部一聽產業扶貧就頭大，群眾一想到產業扶貧就害怕。

　　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將產業扶貧簡單等同于產業發展，而忽視扶貧目標本身。有干部向記者推薦參觀的產業扶貧項目“看起來很美”，但深入了解發現，這些項目與真正的貧困戶關系并不大。在一些地方，產業扶貧“只見項目不見貧困戶”并不鮮見，甚至扶貧項目資金被部分不法企業以扶貧的名義變相套取。國家審計署對西部一貧困縣2010年至2012年年度扶貧資金審計時，就發現了類似問題。

　　三是資金缺口大。目前財政扶貧資金額度低，具體到全國680個片區縣和152個片區外重點縣，資金量不足，難以支撐貧困縣產業發展。四是市場保障體制不健全。涉農產業受天氣、市場等因素影響比較大，目前我國的涉農保險嚴重欠缺，貧困戶發展產業存在較大風險。

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保障體系 

　　對于產業扶貧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業內人士認為，應加大對產業扶貧的金融支持力度，構建開放性的產業扶貧平臺，合力構建“保險＋產業扶貧”新模式，充分發揮產業在扶貧中的引領作用。

　　國務院扶貧辦開發指導司司長海波等受訪干部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推動產業扶貧：一是大力發展扶貧小額貸款。充分發揮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的作用和優勢，為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3年期以上，3至5萬元，執行基準利率，無抵押無擔保的小額信用貸款，并由財政扶貧資金全額貼息，支持建檔立卡貧困戶發展特色優勢產業。

　　二是構建開放性的產業扶貧平臺。貴州民族大學反貧困專家孫兆霞等人認為，產業扶貧中，企業、大戶、農民更接地氣，應由他們決定或與他們商量發展什么產業，政府著力在構建產業鏈、完善基礎設施、提升貧困群體能力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務。同時，通過建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貧困群體等主體平等參與和協同行動機制，讓產業扶貧決策更加科學和更具參與性，避免產業扶貧因缺乏多方能動性，發展一大片，失敗一大片。

　　三是因地制宜探索“保險＋產業扶貧”新模式。針對目前我國涉農保險嚴重欠缺，貧困戶發展產業存在較大風險等問題，基層干部建議，政府、商業保險機構、企業等利益攸關方，需創新思維，合力構建“保險＋產業扶貧”新模式，保險機構可根據貧困地區地域特色和產業發展特點，積極推進大眾農產品產量保險、收入保險、氣象指數保險、價格指數保險等各類產品；并積極構建“保險＋銀行＋政府”的多方信貸風險分擔補償機制，力破產業扶貧保險缺位等問題。

　　“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支部，不少邊遠貧困山區需求尤為迫切。”河南一位貧困縣縣委書記說，部分農村沒有產業、深陷貧困，與這些地區基層組織軟弱渙散、沒發展思路、沒號召力、沒干勁等密切相關。他建議，這一輪產業扶貧要與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相結合。尤其是創新模式機制，鼓勵發展能帶來集體收入的合作經濟，將激發村級組織積極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