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9年至2015年，這十七年是中國歷史上土地資產化最為迅猛的年代，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

不過，這些錢也不全是地方政府的收入，現行土地出讓收入為“毛收入”，包含征地拆遷補償支出、土地出讓前期開發支出、補助被征地農民支出等，這類支出為政府在征收、儲備、整理土地等環節先期墊付的成本。

如果減去這些成本，能否算一算地方政府能夠到手的“土地利潤”到底有多少?

筆者查閱大量資料后統計出，自2003年的1799.1 億元到2014年的 8988億元，這12年間地方政府獲得的土地出讓純收益約為70433億元，年均5869億元。

而從2003年到2014年，這期間的土地出讓總收入約為23.55萬億元，總體來看，這12年間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到總收入的29.9%。

　　官方說法與民間研究

雖然有不少學者和業界人士對土地財政詬病已久，但民間有關土地出讓純收入問題的研究卻很少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官方較少公布這些數據，只能從各類材料中抽絲拔繭方能窺見一斑。

對于土地純收益的比重問題，官方有過說法也曾提供過數據。

2012年11月28日《人民日報》上，曾刊登了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的署名文章《開創財政理論發展新局面》，文章中稱：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出讓收入還不到1/3，不到地方可用財力的一成。簡單地提“土地財政”，既不客觀，也不科學，還容易誤導決策。

2016年8月，王保安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財政部在《2014年全國土地出讓收支情況》曾推算，此類成本性開支大約占土地出讓收入的八成左右。如2014年，扣除成本性支出后，當年形成的土地出讓收益為8987.93億元，同比增長13.3%，占全國土地出讓收入20.9%。

據此計算，2014年我國地方財政收入為75860億元，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約為11.8%。

《中國國土資源年鑒》中曾提供過2003年至2008年間地方政府的土地純收益，但在2009年后這一數據便不再涉及。

這一做法也造成了近年來官方數據的缺失，客觀上對土地財政問題的研究制造了障礙。

不過，也有民間學者進行過對相關官方數據進行過簡單測算。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徐振宇2013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組數據，得出了2008至2012年五年間，地方政府土地出讓純收入約4.1萬億元的結論。

據其測算，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除了2012年為9.49%外，其他年份超過了兩位數，最高的2010年超過了38%。

就其數據來源問題，徐振宇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曾表示，其數據來源于歷年財政預算執行報告、國土資源部官方網站及《中國統計摘要(2012)》。

不過，上述幾個來源并沒有“土地出讓純收入”這個數據，他是根據相關計算得出的，即用土地出讓總收入減去土地出讓收入支出總數。

　　賣地不僅是為了賺土地錢

徐振宇認為，如果僅僅衡量土地出讓總收入，政府的確獲得了巨額收益。但由于沒有考慮與土地有關的種種支出(尤其是征地和拆遷補償支出)，從而嚴重高估了政府從土地出讓中獲得的真實收入并夸大了“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的意義。只有在剔除了土地交易的全部成本之后，土地的凈收益才是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部分。

一旦考慮了成本性支出后，國家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必然出現重大縮水。即便是在比例最高的2010年，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分別只有18.91%和38.69%，2011年則迅速下降到6.92%和13.67%(甚至低于2008年的水平)，2012年則進一步降低到4.95%和9.49%。

他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土地出讓純收入的不斷下降，除了地方政府為防止資金過多上繳給上級政府而開始有意識地“打埋伏”的考慮之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貫徹實施，以及農村居民維權意識的不斷增長，“釘子戶”的極端反抗和種種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被迫提高了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導致政府從國有土地出讓中的純收入(扣除了土地補償性支出后的收入)近年來出現迅速降低。

雖然政府土地出讓純收入近年來進一步降低，但地方政府仍然熱衷于土地收儲。在土地財政的運作模式下，通過土地出讓直接賺錢是一個因素，另外借此搭建投融資平臺也是地方政府重點所在。

地方通過國土部門收儲大量土地，做大土地出讓市場，可以借此做大城市投融資平臺(可抵押的土地增多)，增加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此外，商業用地出讓增多，房地產市場規模也會隨之變大，附帶而來的稅收也會增加。

《2015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84個重點城市處于抵押狀態的土地面積為49.08萬公頃，抵押貸款總額11.33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8.8%和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