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工程

上世紀初，梁漱溟、晏陽初等一大批學者廣泛開展鄉村建設運動，促進鄉村發展的同時，也留下了澤被后世的學術經典和大地書寫的學術典范。

“鄉村振興是一項改善中國農村人口狀況，從根本上消除長期歷史以來的城鄉差距，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宏大、可持續的社會工程，需要相當長時間和極強韌性才能完成，既十分緊迫又要有足夠耐心。”華中師范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徐勇在主旨演講中說。

“縱觀歷史，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都無法回避對‘農政問題’的討論和解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葉敬忠介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都是探索現代化發展中對農村、農業、農民和土地權屬的現代化改造和制度性安排。目前，該領域已形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實體主義、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后現代或后結構主義、生計框架五大理論體系，分別為鄉村振興提供總體指導、價值引領、效率保障、反思取向和底線思維。

徐勇認為，中國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區別于其他國家，很重要的一點是發揮了國家集聚和分配資源的特性和能力。農業農村的發展變遷有基于社會內在機制的自然規律，這對國家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實踐中，應遵循自然規律，合理配置資源，避免將復雜和難以處理的事實簡單化，做到“記得住鄉愁”。

“鄉村振興是手段，農村、農業、農民的現代化是目標；農村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前提。”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張文宏認為，要厘清鄉村振興、農村現代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將鄉村振興與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理論充分結合起來。”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賀雪峰分析：“回答‘農村現代化是不是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有助于明確鄉村振興的重心和階段。中國要實現經濟趕超和現代化，關鍵是保持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通過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實現在世界產業價值鏈的攀升，因此，城市是經濟的增長極，農村則為現代化提供緩解國內階層沖突、集中資源的基本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代化是農村現代化的前提。”

保障糧食安全是鄉村振興的底線。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仇煥廣強調，國家整體戰略應強調食物安全，政策執行中可以糧食安全為抓手；不宜過度強調數量安全，應重視和強調保障糧食供給的能力安全，從而更好地平衡和保障水土資源相關的生態安全。在落實區域主體責任的同時，注重市場的作用，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在保障口糧絕對自給的前提下，重視貿易、投資、技術等方面的國際合作。此外，營養均衡的安全也很重要。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相繼出臺土地用途管制、主體功能區劃等國土空間管制制度，為經濟增長和糧食安全、生態環境建設提供政策支撐。然而，土地發展受限將導致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困境。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張安錄建議，在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時統籌考慮城市化區域、農業區域和生態保育區的發展機會，建立財政轉移機制；現行土地整治應根據地方土地發展與保護的財政收支綜合考慮資金收支與分配。

城鄉融合背景下的全面振興

鄉村振興是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的全面振興，要與現代化進程“同頻共振”。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道路，強調以工補農、以城帶鄉，通過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促進要素更多向鄉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

張文宏將農村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概括為：基礎設施現代化，產業體系與產業結構現代化，職業結構與社會結構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他強調要匯聚多方力量，黨和政府作為政策的制定者、推動者；發揮市場力量，引導資本投向鄉村；社會組織吸引專業人士關注、支持鄉村；積極引導“新鄉賢”與“新村民”回報鄉村。

中山大學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周大鳴指出，城鄉分割背景下人口轉移的特征、農民工城鎮化的特點和農業產業特性等多種因素決定，鄉村未來變遷的方向，是產業經濟結構、人口就業結構、鄉村生活方式、大眾傳播方式、思想觀念等五個要素的“都市化”過程，這與鄉村振興的五個方面不謀而合。

“東亞的鄉村振興經驗，不僅是工業化的典范，也是協調城鄉關系的典范。”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田毅鵬以日本為例予以闡述：20世紀70年代，日本啟動“一村一品”，利用本地潛在的資本和資源進行產業構造，轉向“內化的發展”，強調村民的主動參與和過程總體的獲益；1993年提出“第六次產業”，依托產業政策推出社會政策，鼓勵在地就業，在村民受益的基礎上建立起城鄉交流的新體系，使村落再生、鄉村活力再現；1999年頒布的《新農業法》，把農業看作社會產業，是鄉村發展觀的根本性轉變。此外，以村落為依托實現文化振興，通過農協實現高度組織化，解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難題，都是值得借鑒的經驗。

近年來，浙江省很多實踐在全國走在前列。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毛丹總結浙江經驗：一是在逆城市化到來前抓住先機，而不是等鄉村凋敝了再修復；二是把鄉村振興當作長期事業，在黨政層面常抓不懈；三是以環境和經濟為基礎，將鄉村振興五個方面一體建設；四是區分村民安居樂業的底線目標和吸引城市的資本、人流的高級目標。此外，尋找鄉、村、家戶利益增長的聯結點，農村集體經濟支持公共利益如何持續，克服鄉村發展的同質化，保障人才輸入的持續性，資本下鄉賦能鄉村的模式等，都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問題。

激發基層活力的鄉村治理

“從秦漢的鄉亭制、隋唐的鄉里制、宋朝的保甲制，到民國的鄉村自治運動，新中國成立后的人民公社、‘鄉政村治’，再到當前的法治、自治與德治‘三治融合’，都是以土地制度為核心線索，因地而治，因治而序。”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羅必良指出，中國的鄉村治理內含以產權為中心的邏輯線索。調查數據分析顯示，農地確權后，農民非熟人間土地流轉增多，基于人情世故的禮金支出顯著降低，締約期限延長，誘導鄉村傳統“關系型”交易向“契約型”治理體系轉型。在土地集體所有制框架下，以產權而非所有權為中心的制度變革，強化了地權的穩定、安全，使交易秩序契約化、規范化，弱化了差序格局，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

鄉村治理特別是基層自治如何有效運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青年學者王亞華強調自主治理的兩項原則：受資源制度影響的大多數人都有權參與制定和修改規則，有責任人或用戶監督用戶行為和資源狀況。當鄉村治理過于依賴政府力量、由行政主導，自組織受到抑制，過于依賴正式監督，會造成三方面問題：規則供不應求，大量新興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政府文件很難照顧各地差異化的情境；制度的執行無法到位。應激活基層運行中的集體選擇機制，建議擴大基層選擇空間，落實群眾廣泛參與，全面踐行群眾路線，構建多元監督體系，善用技術力量賦能。

政策改革、制度完善激發了鄉村活力。回歸鄉村本身，如何推動村莊的重構和提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國家級人才計劃青年學者盧云峰以浙江某縣的“文化禮堂”為例，介紹鄉村共同體重建，特別是鄉村文化和價值重構的五個方面：新鄉賢等精英群體返鄉，實現文化反哺，有了“人”的回歸；宗族組織、鄉賢聯誼會、紅白理事會等組織建立，實現“組織”回歸；過去的宗祠成了文化大講堂，廟宇成為老年活動中心，“活動場所”復興；廣場舞、送戲下鄉以及民間信仰活動等“活動”回歸；紅白理事會等內生組織，實現“鄉村價值”重建。

從鄉村整體發展出發，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國家級人才計劃特聘教授文軍提出以鄉村社區為基本行動單元，本土資源和外部資源聯動、內生動力和外部動力聯結、社區發展和個人發展統一的“新內生發展模式”。該模式正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和完善，具體從三個層面推進：行動主體層面，分別針對村民骨干、弱勢群體、全體村民賦能；資源整合層面，采取繪制“社區地圖”、規劃“未來社區”等形式，內外聯動，制定可持續發展規劃；社區整體層面，從推進文化建設、加強情感聯動和制度創設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姚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