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香港特約記者 凌德 黃博寧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肖巖 丁雨晴】“美國在搞‘香港版顏色革命’!”美國勢力頻頻插手香港事務，從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到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議員盧比奧，從駐港澳總領事館的部分外交人員再到華盛頓的一些智庫、非政府組織，他們或“無視事實、顛倒黑白，毫無根據地詆毀中央和特區政府，向極端暴力分子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或邀請“禍港”人士訪美，為其站臺、幫其發聲，或打著“協助尋找香港民主和政治改革新途徑”的幌子，通過資金支持“占中運動”。香港回歸前，美國就把香港作為對華“軟遏制”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主要的體現是在香港推行西方的意識形態，搞暗中滲透。如今，美國已公然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對此，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隨著中國的反制，相信中美在香港問題上不會陷入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駐港總領事“離任前的瘋狂”

　　“香港是貿易、企業、自由和全球相互依賴的象征。游客為時尚、美食來到這里。全世界使用你們的電子產品并觀看你們的電影。想要到處旅游的美國人都希望來到香港……這座偉大的城市總是讓我感覺它變得更豐饒、更新和更不一樣……”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香港時曾留下很多溢美之詞。他還引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話說，“我們的自由就是對更美好事物永不停止的尋求”，因此“希望你們知道美國認為香港不僅對中國，也對亞洲、美國和全世界至關重要”。而如今，一些美國人越來越把香港作為一張打壓和遏制中國的“至關重要的牌”。

　　回顧美國同香港的關系，《香港與冷戰：英美關系1949—1957》一書這樣寫道：新中國成立后，英國意識到自身在香港的地位將變得脆弱，“擔心可能遭到中國報復”，因此堅持要求美國接受香港的角色，并保持慎重，盡量不采取(同中國的)對抗性行為。盡管華盛頓的最高決策者認為，為讓美國在亞洲其他地區的利益得到英國支持，香港只能是個“籌碼”。但在冷戰期間，美英政府在談論香港問題時還是會經常產生爭執。

　　冷戰期間，杜魯門政府加緊對中國意識形態宣傳和滲透活動的部署，并通過美國新聞處駐香港辦事處搞一系列小動作。“香港美新處”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廣播、電影、媒體、圖書出版等宣傳途徑，制造反共反華情緒，營造支持美國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氛圍，激發香港民眾對新中國政權的不滿等。由于“香港美新處”在香港進行廣播受制于英國，因此，它主要借助了香港兩家本地電臺——“麗的呼聲”和“香港無線”的力量，由它們代為播送節目。1957 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美國對香港政策》，該文件系統地闡述了利用香港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目標和措施，并被美國總統簽署。

　　在香港回歸祖國前, 美國仍多次插手香港事務。如1984 年中英兩國就歸還1840 年鴉片戰爭的戰利品達成協議后，美國共和黨黨綱就立即“明確地”呼吁香港“自決”。當英國人準備離開香港時,美國對香港的興趣和行動進一步加強。上世紀90 年代初期，中美關系緊張，美駐港領事官員就宣稱,“香港已成為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一個因素”。為“最為全面的”保護美國在港利益、保護香港公民自由和民主化，1992年美國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案》。

　　美駐港領事官員近日插手香港事務，和香港“港獨”組織頭目私會交流的一幕被香港民眾曝光。香港媒體調查發現，該官員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的政治部主管朱莉·埃德，“身份神秘”，之前在世界其他地方曾參與策動過“顏色革命”。而她的“前上司”——一個多月前離任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也曾頻繁通過媒體發聲，“威脅”特區政府不要修例，在此次事件中扮演著很出位的角色。唐偉康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中國內地的法律框架及可靠、可信性都與香港非常不同，公眾做出反應很自然。香港工聯會批評唐偉康干預香港事務，對香港和美國的交往造成負面影響。有香港媒體批其言論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行為”，是“離任前的瘋狂”。有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表示，唐偉康秉持的就是“強盜邏輯”，和美國向世界各地輸出“顏色革命”一樣，他只是一個外交官，不是香港市民選出來的，根本沒有資格評論香港事務。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比較明顯地開始干預香港事務可從2010年楊蘇棣擔任駐港總領事算起。擔任美國駐港總領事的美國外交官，幾乎都曾擔任美國駐臺代表，此前有“重臺灣而輕香港”的傾向，他們在港的發聲總量遠不如在臺灣。楊蘇棣到任之后趕上“阿拉伯之春”，他的言論當時被香港社會視為“意圖策動香港自治運動”。

　　在香港，有的人會提到2013年的“斯諾登事件”，該事件曾被看成是香港和美國之間的“罕見沖突”。香港方面認為，美國的引渡要求并不全部符合香港法律規定，而且沒有禁止披露美國秘密監控項目“棱鏡計劃”的斯諾登離開香港的法律依據。對此，美國國務院時任發言人溫特萊爾就聲稱：“港府故意釋放一位逃犯。”這些言論也曾引起港人的不滿。

　　非政府組織煽風點火并提供資金

　　伴隨著香港亂局，與白宮關系密切的一些美國智庫和非政府組織也紛紛插手。7月9日，美國保衛民主基金會副主席史安哲主持名為“抗議、鎮壓及香港未來：與黎智英對話”的研討會。這個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等人互動頻繁的智庫傳統上并不研究中國，史安哲是中東問題專家，會上還把“禍港”的黎智英的出生地弄錯。而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報道，黎智英在美期間大談“美國道義”，“我們需要知道美國就在我們背后”。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7月30日邀請剛卸任的美駐港總領事唐偉康演講。唐建議華盛頓應“更積極與香港接觸”，不要把香港看作次要議題。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近日刊登了“全球臺灣研究院”執行長蕭良其的調查報告——《中共在香港影響力的初步調查》。被認為與臺民進黨關系密切的蕭良其在報告中妄談中國的統戰政策。

　　在美國學術界，長期跟蹤香港問題的學者并不多。研究香港問題的主要是一些本人有過香港生活經歷的學者，如美國香港研究“領軍人物”、布魯金斯學會亞太政策專家卜睿哲。他曾在美國政府從事過涉港事務，參與過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案》的制定。卜睿哲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香港形勢正變得相當不幸，香港激進派制定的政治目標正變得“遙不可及”，其使用的戰術也更加“好斗勇武”，“幾乎是在吸引警方強力應對”。但他認為，香港未來只有在中央政府、香港建制派等各方的共同合作中，才可能實現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美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為香港的‘反修例抗議’煽風點火并提供資金。”加拿大“全球研究”網站6月14日刊文稱，“幾十年來，使香港遠離中國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文章援引一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特工的話說：“香港是我們的‘監聽崗’”，并爆料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為香港有關團體提供資金的做法可追溯至1994年。被稱為“第二中情局”的NED一直是美國介入香港事務的“開路先鋒”。美國媒體稱，該基金會旗下四大分支中，至少有兩家在香港活動十分活躍，即國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團結中心(SC)。尤其是前者自1997年以來就活動頻繁。該基金會負責亞洲項目的副主席路易莎·格里維稱，NED對于香港團體的支持是“持之以恒的”。2014年發生“占中運動”時，格里維公開承認，香港反建制派活動分子知道與NED合作的“風險”，但仍執意這么做。2014年4月，以李柱銘、陳方安生為首的反對派先與NED勾結，后又向時任副總統拜登等人“尋求幫助”。

　　《環球時報》記者在NED網站搜索關鍵詞“香港”，共發現14個相關項目，總資助金額高達195萬美元。如2016年一個預算為35萬美元的項目內容是“協助尋找香港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新途徑”。2018年一個預算9萬美元的項目，目的是“提高國際社會對香港侵犯人權行為的認識”。今年5月，該基金會邀請一些“港獨”分子開研討會，談“香港公民社會的多樣化訴求”。此后，香港街頭暴力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與華盛頓反華政客及非政府組織的論調相呼應。 

　　和以往搞“顏色革命”的手法高度相似

　　美國與香港保持密切經濟和社會關系，美企普遍稱贊香港的商業環境，包括其司法體系、信息自由流動、低稅率和基礎設施等。目前超過1300家美企在香港開展業務，其中包括726家地區總部。此外，近8.5萬美國居民在香港生活。香港是美國貿易順差最大的單一貿易伙伴，2017年高達326億美元，主要來自香港購買美國飛機、電氣機械、珠寶、黃金、鉆石、藝術品、肉類、水果和堅果等。

　　但香港美國商會卻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今年3月，該商會通過香港反對派的報紙發聲，高調宣稱已向特區政府保安局發出措辭強硬的“意見書”。以往美國商會是將相關意見直接呈交特區政府，但這次卻忽然上演“商會政治化”的一幕，有意通過反對派媒體公布，以激起社會效應。此后，陳方安生等多名反對派人士赴美，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人會面。佩洛西近期屢次就香港事務說三道四，甚至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發號施令”。

　　香港一些輿論認為，香港民主派獲美國官方高規格接待，顯示出美國對香港問題的重視，但在中美貿易摩擦緊張時刻訪美，是將“香港和香港反對派卷入中美角力中”，非常不明智。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對香港的主要影響還體現在高端金融行業，因為大型投行主要來自美國。鄧飛認為，美國和中國戰略競爭和博弈，打“香港牌”的成本不高。雖然在香港的美資企業據稱每年有400億美元盈余，平衡了中美貿易中美方的部分赤字，但美國可以通過“長臂管轄”掌控在港的美資企業和投行，借修例要挾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這是香港頭頂懸著的美國利劍，讓香港面對兩難局面：即便妥協也換不來美國支持的反對陣營的善意;若強硬美國又有可能削弱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冷戰時期，美國將香港打造成展示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櫥窗”，并以此對華實施“軟遏制”。美國的滲透一定程度上對香港社會和民眾心理造成影響，如部分港人對中國政府帶有偏見，讓一些香港知識分子和青年人的價值觀呈現西化趨勢。

　　對此，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豪認為，回歸之后，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體系基本上沒有改變，所以一些香港人的價值觀依然較為貼近英美。在這次反修例中，不斷有人跑去美國見一些政治人物，主動尋求外國勢力介入，在美國白宮網站發表聯署、與在港的美國外交人員進行“串聯”。陳志豪說，不少香港市民知道，這次事件鬧這么大背后有外部勢力支持，他們也不認同在公眾場合舉英美國旗的行為，因為這是完全背棄國家利益與民族感情的，畢竟只有極少數人希望香港真的變回殖民地。值得強調的是，舉英美國旗等行為在愛國愛港的群眾中引起強烈反感，很多市民對這種賣國行為感到憤怒。

　　南開大學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認為，香港已呈現出“英退美進”的態勢和格局，從2013年的“占中”事件可以看到，香港成為外部政治勢力借以支撐的戰略堡壘和據點，也成了一個可以深度介入并影響中國的楔子。他認為，在“反修例風波”中，美方在香港實施的操作與在其他地方搞“顏色革命”的手法和模式，不論是形象塑造、力量調配，還是文宣傳播、政治訴求有極高相似性，所形成的震蕩和沖擊的彌散性、持續性、機動性，在層次和廣度上都遠超“占中”。李曉兵預計美方未來不會輕易放棄香港，但相應的是，北京的反制也在加強，因此，局勢總體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