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部于2019年6月5日上午10時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鄉村治理有關情況，并邀請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副司長趙鐵橋，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委副書記、區長李書平，安徽省天長市委書記鄧繼敢回答記者的提問。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副主任寧啟文主持發布會。

　　發布會現場。

　　以下為發布會文字實錄：

　　寧啟文:

　　女士們，先生們，新聞界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歡迎大家參加農業農村部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今天發布會的主題是介紹鄉村治理的有關情況。今天很高興給大家邀請到了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先生，副司長趙鐵橋先生，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區委副書記、區長李書平先生，安徽省天長市委書記鄧繼敢先生。請他們為我們介紹有關情況，并回答記者的提問。下面首先請張天佐司長向大家通報有關情況。

　　張天佐:

　　女士們、先生們、新聞界的朋友們，大家好。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鄉村治理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和創新鄉村治理，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機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完善鄉村治理機制，保持農村社會和諧穩定”。近年來，各地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發揮農村黨支部戰斗堡壘作用，因地制宜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創新鄉村治理方式，提升鄉村治理能力，涌現出了一批好做法好經驗。

　　這些經驗做法，是地方黨委政府積極探索，基層干部群眾大膽創新的成果，值得充分肯定，應該深入總結。為進一步發揮先進典型的示范引領作用，我們面向各省（區、市）廣泛征集鄉村治理典型案例，對地方上報的案例精益求精，擇優選出了北京市順義區“‘村規民約’推進協同治理”、天津市寶坻區“深化基層民主協商制度”、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紅白喜事規范管理”等20個全國典型案例，并以中央農辦秘書局、農業農村部辦公廳的名義專門下發了推介通知，要求各地認真借鑒典型經驗做法，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這個通知我們今天已經印發了給了大家，鑒于時間關系，今天就不宣讀了。

　　這些案例既有市、縣層面開展的創新，也有村、鎮層面的探索實踐，有效解決了鄉村治理面臨的一些難點、痛點、堵點的問題，在加強基層黨建、完善治理體制、健全治理體系、創新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積累了經驗，闖出了路子，提供了樣板，體現了較強的實用性、可操作性和可借鑒性。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中央對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作出明確部署，各地關于鄉村治理的實踐探索將不斷豐富，典型經驗還有待進一步挖掘。我們將繼續研究和總結各地的典型做法，成熟一批、推介一批。

　　下面，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回答大家的提問，謝謝。

　　寧啟文:

　　感謝張天佐司長，下面請媒體朋友們提問，提問前請通報一下所代表的媒體機構。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記者:

　　請問這次發布的全國20個典型案例是否是鄉村治理方面首次發布的典型案例？請問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做此發布？要解決當前哪些問題？

　　張天佐:

　　這次鄉村治理案例是我們首次發布，我剛才也說到，今后成熟一批、發布一批。典型引領是推進工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鄉村治理工作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確要求，這幾年各地都在探索，我們想通過典型案例的推介引導全國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關乎農民的切身利益，更關乎農村社會的長治久安，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們城鄉利益格局正在深刻調整，農村社會結構還在深刻變動，農民的思想觀念也在深刻變化，我國鄉村治理體系總體上還比較薄弱，治理的方式也好、手段也好，都還不能有效地適應我們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特別是一些地方農村的基層黨組織還存在著軟弱渙散、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能力不夠強，一些不良風氣還比較盛行，這都迫切需要加強鄉村治理體系的建設，在鄉村治理的理念、主體、方式、范圍、重點等方面進一步的創新、調整和完善。

　　近年來，各地認真貫徹中央的部署安排，因地制宜地探索鄉村治理的方法和路徑，涌現出了一批實用性、操作性、可借鑒性比較強的鮮活案例。這次發布的20個案例，就是這些探索的典型代表。這批典型案例有的是地方積累多年的成熟經驗，也有的是地方在貫徹落實中央部署過程中新的探索，各有特點。我們培育和選樹這批鄉村治理的典型案例，目的就是要充分發揮其引領和示范帶動作用，同時鼓勵各地深入地研究鄉村治理的規律，探索鄉村治理的路徑和方法，進一步促進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當然，鄉村治理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由于各地歷史沿襲、經濟發展，包括文化禮俗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面對復雜多樣的鄉村治理環境，各地應該從實際出發，在吸收借鑒典型經驗的基礎上，能夠因地制宜地創新適合本地實際的鄉村治理方式方法，切實加強和提高鄉村治理能力。謝謝。

　　人民日報記者:

　　剛才介紹了鄉村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環境非常復雜，涉及面比較廣，各地的探索也是多種多樣的，這次公布的20個典型案例有什么樣具體的特點？麻煩做一下具體介紹。

　　趙鐵橋:

　　我們這次正式推出的這20個案例各有特點，各有不同、各有側重，是從全國各地選送的100多個案例中精選出來的典型。總體來說，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探索形式多樣的治理模式，大體上可以分成四個類型：第一類案例，注重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完善鄉村治理體制機制。比如廣東佛山南海區、湖北大冶市、陜西漢陰縣、福建泉州羅溪鎮、四川成都戰旗村等。第二類案例，側重于發揮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探索“三治”結合的有效途徑，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比如浙江桐鄉市、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廣東惠州市、北京順義區、天津寶坻區等。第三類案例，主要是通過完善基層議事協商機制、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積分考評、規范管理村級事務等創新治理方式，提升鄉村治理能力。比如浙江象山縣、湖北秭歸縣、上海寶山區、湖南新化縣油溪橋村、上海金山區等。第四類案例，基本聚焦于宅基地改革，村級權力監管、紅白喜事大操大辦、天價彩禮和殯葬陋習等突出問題，尋求有效解決辦法，提升鄉村治理效果。比如江西鷹潭余江區、浙江寧海縣、安徽天長市、河北邯鄲肥鄉區、山東沂水縣等。我就先簡要介紹這些，詳細情況我們已經匯編成冊，發給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可以進一步地研究挖掘。謝謝。

　　農村工作通訊中國農村網全媒體記者:

　　請問李書平區長，我們在農村采訪時發現一些地區天價彩禮、人情比附、婚喪事大操大辦等不良風氣蔓延，已經成為農民群眾的一大煩心事，請問李區長，肥鄉是如何管住這些不良風氣的，有哪些好的經驗和做法？

　　李書平:

　　2017年以來，肥鄉區把移風易俗作為樹立文明鄉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工作，堅持綜合施策、協調推進，探索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治理路徑。一是成立了區、鄉、村三級移風易俗工作領導小組，由三級書記任組長，層層簽訂責任狀，全力推動落實。全區9個鄉鎮、265個行政村的9.88萬戶家庭共簽訂承諾書14.5萬份，實現了全覆蓋。二是265個行政村全部成立了村民事務理事會，制定了紅白事操辦標準，對紅白事的席面規模、用車數量、辦理天數等都作出了具體規定。舉辦了百對新人集體婚禮等一系列活動，示范引領效應持續顯現。三是區、鄉、村三級婦聯組織建立了義務紅娘隊380支，每個村都有3-5名義務紅娘，吸納了1000多名優秀婦女參與志愿服務。四是出臺了“移風易俗好家庭”成員免費體檢等六個方面的優惠政策，形成了良好的激勵效應。對違反村規民約的村民采取取消評選星級文明戶資格等五項約束措施。五是由區委辦、組織部、宣傳部、政法委、民政局等5個部門組成了巡查組，開展常態巡查，發現違規辦理的公開處置、全區曝光。經過治理，肥鄉區紅白事大操大辦和天價彩禮現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村民紅白事操辦支出大幅度下降，集體婚禮、旅行結婚等婚事新辦和喪事簡辦已經成為新習俗、新風尚。謝謝。

　　新華社記者:

　　現在在農村一些地方也出現了小官巨貪“蒼蠅式”腐敗的問題，對此基層群眾反映比較強烈，請問鄧書記，你們是如何對權力進行規范，避免這種小微式權力任性的？

　　鄧繼敢:

　　感謝記者朋友的提問。我們天長市地處安徽省的東部，是滁州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這些年以來在鄉村振興、在農村社區綜合治理試驗區建設以及農村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工作成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們對農村小微權力的清單式管理，加強了農村小微權力的監管，把小微權力關進了制度的籠子。

　　我們的主要做法有幾項：

　　第一方面，抓好制度化建設。從2015年開始，我們就在下轄的一個鎮開展了小微權力清單管理的試點，對村里老百姓所關注的“三資”管理和保障救助等村民普遍關心的問題進行了梳理。按照“三資”管理、工程建設、物資采購、公共服務、組織人事、三務公開進行分類，形成小微權力清單目錄。從2016年開始，我們在全市推行了農村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全面構建防治“小微腐敗”監督制約機制。從2017年開始，我們又推行了“清單+積分”管理模式，修訂完善了26項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分別制定了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以及村里的其他副職干部三類責任清單和10項負面清單，讓村干部知道自己究竟有哪些權力、怎么樣運行這些權力。

　　第二方面，推行積分制管理。對于村干部個人履行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情況我們進行量化評分，每個季度對村干部的日常工作開展考核，每半年進行一次綜合考量，實行了執紀問責扣分制，最終所得積分與村干部薪酬待遇和績效進行掛鉤，這樣就有效地做到了獎勤罰懶，也形成了村干部收入的績效差，調動了村干部履職盡責的工作積極性。

　　第三方面，開展了常態化的監督。市委建立落實了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兩書三單四報告”制度，推行了村（社區）巡查全覆蓋、主動查找我們在小微權力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做到以查促改。同時建立了村務監督制度，2018年我們結合村“兩委”和社區的換屆，在全市174個村（社區）都配齊了紀檢委員，這些紀檢委員也兼任村務監督委員會主任，對村級事務辦理實行了全程監督、監控和把握。

　　中國城鄉金融報記者:

　　請問張司長，現在注意到當前在我國一些地區農村的“空心化”現象比較突出，我們農業農村部在推進農村“空心化”村的鄉村治理方面有沒有一些舉措？在實踐中有沒有一些成效和一些好的經驗？另外，您怎么看待當前駐村書記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張天佐: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大量的人口轉移到城鎮，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有一些村人口逐步減少，甚至出現了“空心化”的問題，對于“空心化”的鄉村治理，確實是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的難題，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綜合施策，首先按照國家鄉村振興規劃的部署和要求，從國家層面、從各級政府層面對我們村莊的布局要做一個合理的規劃。國家五年鄉村振興規劃中，對村莊布局分成了四類，其中有一類就是逐步消亡的“空心村”，對于這一類的村莊，我們今后在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一些社會管理方面要順應這種形勢發展的要求，逐步按照推進人口轉移消亡的路徑來開展工作。

　　當然這個過程很長，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推進的過程中，“空心村”的管理依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從我調研的情況看，各地在實踐中也探索出很多好的辦法，大體有幾類。第一，作為一個“空心化”比較嚴重的村，它的組織建設還是必須要加強的，基層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包括農村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的建設需要繼續加強。既然這個村還有人口居住，還有群體在那個地方生產生活，就需要社會管理。所以組織體系建設在消亡之前是不能削弱的，還要加強。第二，探索網格化的管理方式。黨員、村干部要按照分工分片地聯系群眾和農戶，盡量把每戶農民都納入到一個網格化管理的區域里。農民有什么訴求，我們基層的組織能夠隨時掌握；有什么困難，我們可以隨時幫著解決；農村有什么問題，可以隨時發現和處置。第三，對于這一類的“空心村”莊，要順應經濟發展的規律，通過行政的辦法和經濟的激勵措施鼓勵剩余人口向中心村轉移。在這個過程中，處理好農民的權益，包括集體經濟的收益權、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的使用權等，推動有序地轉移。對村莊原有的區域，宜墾則墾、宜林則林、宜草則草，進行復墾、還綠、還草，把這些區域科學有效地利用起來。

　　這位記者問的第二個問題，是怎么看待駐村第一書記。我做過一些調研，我認為，駐村第一書記的制度是非常好的一個制度安排，有利于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有利于密切聯系農民群眾，同時也有利于加強農村與縣鄉政府的聯絡溝通。在實踐中我看到很多駐村第一書記進入農村以后，很快融入到農村的氛圍中，和當地農民群眾打成一片，幫助基層出謀劃策，在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加強農村社會管理，解決一些突出問題方面都作出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工作。所以，我認為選派第一書記，特別是向薄弱村選派第一書記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應該繼續堅持下去。謝謝。

　　中國日報記者:

　　近年來，各地有很多關于鄉村治理的實踐探索，也有很多好的做法，包括像剛才部里公布的20個典型案例，請問下一步會有哪些措施進一步發揮這些案例的積極作用？

　　張天佐:

　　這些案例都是我們基層鮮活生動的實踐，我們要充分發揮它的作用，下一步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印發通知，推薦到各地，鼓勵大家積極學習和借鑒，同時還要把它納入各級鄉村治理培訓的重要內容。二是組織媒體深入采訪報道，形成宣傳學習的熱烈氛圍。尤其是針對基層一線干部進行深入采訪。今天的發布會，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安徽省天長市的領導同志也來了，記者朋友們會后可以直接進行采訪，獲取第一手經驗。20個案例的匯編本已經印發給大家，大家有興趣可以到實地進行采訪。三是組織專家對案例進行深入的解剖，深入研究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問題，總結基本的規律和方法。

　　這里是我們公布的第一批案例，今后我們要繼續研究和總結各地的典型做法，不斷地推出更多的案例，供各地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借鑒、學習，打造治理有效的金字招牌。謝謝。

　　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記者:

　　近年來各地圍繞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請問如何理解“三治”，“三治”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系？

　　張天佐: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我認為，這是中央在總結基層探索的基礎上，對加強鄉村治理的新部署，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農村穩定、促進農村發展、保障農民權益具有重要意義。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是一個整體。自治是基礎，在基層的社會治理中具有基礎性作用。加強自治，有利于解決社會治理的主體和組織形式等問題，鼓勵把群眾自己辦的事交給群眾，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法治是根本，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具有保障性作用。法治所具有的公開性、明確性、平等性、強制性等特征，決定了它在鄉村治理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加強法治，有利于解決社會治理的法律依據和法治手段問題，更好地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謀劃思路、構筑底線、定紛止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圍。德治是前提，在社會治理中具有先導作用。道德是內心的法律，任何社會的良好運行，都離不開個體成員的道德自律。強化道德教育，有利于提升居民的道德素養、厚植基層社會治理的道德底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這是我對“三治”的一個基本理解。

　　我認為自治、法治和德治在鄉村治理中，盡管其著力點和作用不同，但并非各自為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共同服務于強化鄉村治理的總目標。從三者的關系看，自治為法治和德治建設奠定組織基礎，法治為自治和德治建設構建制度保障，德治為自治和法治建設提供價值支撐。我們要通過深化自治、強化法治、實化德治，為鄉村振興提供有力的支撐。謝謝大家。

　　寧啟文: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今天發布會到此結束，感謝媒體朋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