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農民是否愿意落戶城市，也是對城市公共服務的一個檢驗。

　　近日，國家發改委擬督查國家在2016年部署的關于落實1億人進城落戶工作的落實情況，該消息甫出，就引發廣泛關注。就當前看，督查這項工作頗具現實意義。

　　國家在2016年就已部署1億人在城市落戶。多年來，我國農業剩余人口大量進入城市工作生活，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戶籍還在農村，于是形成了比較突出的“人戶分離”問題。這不僅造成國民經濟的重要信息誤差，也給居民工作生活帶來困擾。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在大部分地區已經成熟。

　　人口已經成城市競爭重要指標 

　　國家確定進城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經濟分紅權不變，應該說解除了農民進城落戶的后顧之憂。

　　一些農民擔心國家政策是權宜之計，甚至有人認為國家政策是為了促進城市房地產，也產生了在城市落戶的疑慮。要打消農民的疑慮，顯然需要做好宣導和示范工作。

　　落實中央政策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各地政府需要根據城市常住人口數量的信息安排城市的公共服務供給量，而常住人口數量的重要信息來源是戶籍登記資料。進城農民是否愿意落戶城市，也是對城市公共服務的一個檢驗。我在多年前曾預測中國各地會出現“搶人”的競爭，雖然這個過程姍姍來遲，但現在的趨勢已不可更改。

　　我國農業剩余人口數量在過去被嚴重低估，城市吸收就業的能力也估計不充分。目前，我國農業主產區真正務農的多不是傳說中的“386199部隊”，而是提供專業化服務的中青年。他們將土地轉化為家庭農場。現在留守在農村的大量人口是“地畔”農民，他們很少下地操作。只有在農業落后的地區，才多見全家下手干農活的情形。如果能通過更積極的措施推動已脫離農業的農村居民“舉家進城”，中國城市化水平會有更大的提高。

　　根據我按照可比較口徑的計算，以往我國城市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就業拉動的能力比很多發達國家小。這表明城市就業的潛力未被充分挖掘。而智能社會的到來，也不是城市就業規模潛力下降的依據。我們可以通過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更人性化的城市功能區的安排，來擴大城市吸收就業人口的能力，防止片面追求城市景觀而堵塞城市就業擴大的路徑。

　　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登記管理應簡化 

　　從長遠趨勢看，要通過更深入的改革，使城鄉戶籍制度完全一體化，最終徹底解決城鄉二元戶籍管理體制。早在2014年中央已經出臺了取消區分城鄉的戶籍登記制度，但一些具體問題還有待解決。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差異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制度的統一，今后還要在戶籍登記管理的方法上做出積極調整。

　　未來制度的核心應該是居住地人口登記制度，即一個人登記為哪個城市和地區的人，主要標準要看他的常住地在哪里。更具體地說，只要一個人在一個城市享有住房（不論租住還是擁有產權），且這個住房的建設符合政府的規劃，住房的結構和面積等質量元素符合政府的標準，那么這個人就應被登記為這個城市的居民，并有望享有和其他居民一樣的權利。

　　標準住房可以分類，特別要有最低標準住房的規定。可以實行一套標準住房登記一戶居民（可以是一人）的制度。這是一個簡化戶籍登記可資利用的標準。目前，相關機構還未涉及居住的獨立法規，給“常住居民”的認定及簡化戶籍登記帶來了一定困擾。

　　戶籍登記改革在操作上應該簡單易行，真正麻煩的是公民（包括原來的農民）如何由鄉村或小城市遷往大的城市。其實，大城市的入戶門檻也可以簡化，即主要按照是否擁有或穩定使用“合法標準住房”為核心條件，決定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不論其原來是否為農民）能否由一地遷往另一地。

　　解決城鄉居民的戶籍登記管理問題，缺的不是聰明才智，而是積極的態度。態度有了轉變，很多具體的難題也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