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農民增收的第一動力

　　——四十年農民增收回顧與前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水平持續提高，由溫飽不足奔向全面小康，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巨大成就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有力彰顯。回顧農民增收的四十年歷程，探索農民收入的變動規律，對于新時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實現農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意義。歷史回顧：改革讓農民擺脫了饑餓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農民增收的發展歷程，呈現出3個比較明顯的特征。

　　從發展歷程看，“三個階段”見證農民不斷增收。第一階段是1978－1996年：波動中高速增長。1978－1984年的6年里，農民收入高速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66倍。1985－1991年的6年里，農民收入增速減緩，波動加大。1992－1996年的4年里，農民收入增長企穩反彈，實現了新一輪迅猛增長。第二階段是1997－2003年：回落期徘徊不前。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快速回落，此后連續4年農民收入增速下降。在這6年里，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長25.46%，尤其是農民經營收入增長基本停滯。第三階段是2004年至今：反彈后快中有穩。2004年開始，農民名義收入增長率重新回到兩位數，并在此后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速。2004－20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7倍。2013－2017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42.44%。

　　從發展動力看，“三大引擎”帶動農民不斷增收。第一，內生動力：從集體到個人，農民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與不斷完善，允許、放寬、規范、鼓勵農民向城市流動，極大地激發了農民增收致富的積極性。第二，市場活力：從計劃到市場，資源要素配置不斷優化。從大宗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到開放和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到農業產業化經營迅速興起，到農村產權改革等各項改革快速推進，持續的市場化改革促進了農業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有力地帶動了農民增收。第三，政府推力：從多取到多予，扶持政策力度不斷加大。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政支農支出持續攀升，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黨中央連續出臺了15個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支持保護力度持續加大，不僅對農民不“取”，還不斷增加“予”的力度，直接促進了農民增收。

　　從發展內涵看，“三部曲”推進農民不斷增收。第一，賦權：經營權、勞動報酬權、財產收益權。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不斷完善，賦予了農民越來越充分的經營權；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法規不斷健全，農民的勞動報酬權得到了有效保障；農村產權改革的持續推進，使農民的各項財產權益日益清晰。第二，減負：治亂、取消農業稅、減費優稅。從改革開放之初推行的以治理“三亂”為重點的農民減負政策，到新世紀全面取消農業稅，到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農業支持力度，并通過減免費用、實行免稅政策、給予貸款貼息等途徑，不斷降低農民生產成本，為農民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三，強基：農業補貼、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自2004年開始國家實行“四項補貼”政策，農業補貼成為農民轉移收入的重要來源。從上世紀80年代國家推進農業綜合開發，到2006年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民增收的基礎條件不斷夯實。新世紀以來，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先后建立，農村義務教育從“兩免一補”到完全免費，農村公共衛生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不斷加大，使農民的支出負擔不斷減輕。

　　戰略前瞻：又到改革關鍵窗口期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進入穩中向好的態勢，高質量發展初顯端倪，新型城鎮化仍處于快速推進階段，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國家強農富農導向持續加強，對“三農”的支持力度持續加大，農民教育培訓力度不斷加大，農民整體素質不斷提高。總的來看，今后一段時期，農民收入仍然將處于慣性上升通道。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農民增收也面臨種種隱憂和制度障礙。第一，二元結構尚未改變。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是新時代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現。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值仍高達2.71，城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差距仍然很大。第二，傳統增收動力遞減。國內經濟增長放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沖擊著諸多的傳統產業。同時，以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技術創新推動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導致城鎮對務工人員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用工需求明顯減少，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壓力加大。第三，支農政策效益遞減。以支持種糧為主的普惠性補貼的政策效應遞減，而政策性農業保險保障廣度與深度不足，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缺乏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這影響到農民在農村產業發展中創業增收的積極性。顯然，由于傳統的收入增長動力減弱，新的動能正在形成之中，農民收入增長波動也將難以避免。政策設計：以四大轉變確保農民持續增收

　　提高農民增收水平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任務。因此，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促進農民增收要出實招，從農民收入的基本構成著手，大力改革創新，構建穩定長效可持續的農民增收機制。

　　一是變數量為主轉向數量質量并重：以農業高質量發展提高農民經營收入。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農業特色產業，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底蘊深厚、影響深遠、市場前景廣闊的農業品牌。拓展農村產業融合空間，推進農業與旅游、健康、教育、文化產業的深度融合，使農業高質量發展成為農民增收的新引擎。

　　二是變就業為主轉向就業創業并舉：以創業帶動就業擴大農民工資性收入。大力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力量，提高農業經營者整體素質。強化農民就業創業服務，完善農民就業創業支持政策，建立創業風險防范機制。鼓勵和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大力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振興傳統工藝，促進鄉村經濟多元化，拓寬農民工資性收入來源渠道。

　　三是變資源為資本：以激活產權增加農民財產收入。落實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推進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推進農民房屋產權的租賃、轉讓、抵押，盤活農民房屋財產權。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保障農民集體資產權益，確保農民財產收入不斷增加。

　　四是變扶持政策分散多元為集中發力：以政策整合夯實農民增收后勁。推動財政扶持從面面俱到轉變為集中重點，注重補短板，注重兜底保障；回歸公共財政屬性，取消無效補貼，更多投向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平臺建設；從城鄉統籌逐步過渡到優先農業農村發展，加大農業農村財政投入力度，確保農民分享發展紅利。